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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人对武夷山的生物学考察[1]
罗桂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 要 闽西北的武夷山是一座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名山。自19世纪下半叶法国传教士谭微道在那里收集到许多动植物新种之后，它就引起了西方生物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有众多的外国博物学者到过那里进行生物学考察和收集。他们从武夷山的挂墩一带收集过数量众多的动植物标本，其中有大量的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和昆虫是此前未被科学描述过的新种。从这里采集的动物学的标本后来有数百种成为模式标本。20世纪前期分别由英国和美国出版的《华东鸟类手册》及《中国的爬行动物》等有影响的著作，都与这一地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为上述原因，武夷山逐渐成为动物研究者的圣地而为世人熟知。
关键词：武夷山；西方；生物
中图分类号：O1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武夷山是我国东南的一座名山，坐落在福建和江西两省的交界处，蜿蜒数百公里。在福建境内的武夷山有“奇秀甲东南” 的美称，以风景优美而久为人知。武夷山地势高耸，其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是我国大陆东南最高峰。这里众多的山峰和峡谷构成非常复杂的地形。由于山峰海拔较高，形成一个天然的气候屏障，在冬季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在夏季则保存了大量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团，使这里发育着大片完好的绿叶阔叶林。森林覆盖率达95%，天然植被是东南地区保存最良好的部分。同时，这里又是植物区系发生的北极植物区和古热带植物区的交汇处。加之，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气候类型和不同的生态条件，因此，不但植物垂直分布带明显，而且南北两面不同类型的动物种类也特别多。动物地理方面很有特色，既有很多属于东洋界的动物分布，而且也有不少属于古北界类型的动物种类。从19世纪以来，这里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著名。尤其是今天被列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区的挂墩、大竹岚、三港一带海拔一千多米的地方，更是收集动植物标本的理想处所。这里的兽类、鸟类、爬行动物和昆虫种类异常丰富。据有关专家介绍，武夷山有分属191个科的高等植物约1800种，其中有上了中国植物红皮书的银杏、鹅掌楸、南方铁杉等22种。哺乳动物有约100余种，占全国同类动物的四分之一；其中有虎、豹、毛冠鹿等珍稀兽类。鸟类有400余种，约占全国同类动物的三分之一，其中仅挂墩附近就记载有160种，其中包括白鹇、黄嘴角鴞、挂墩鸦雀等40余种本地发现的新种。有两栖和爬行类动物约100余种，被称作“角怪”的崇安髭蟾、蝾螈、三港雨蛙、大头平胸龟、丽棘蜥等都是世界罕见的特有种。还有鱼类30余种。这里的昆虫尤其多，我国有32目的昆虫，这里采到的有31个目，种数估计可达2万余种 [1]。
近代西方人和中国接触不久就知道武夷山，当然，他们当初知道这座名山不是因为那里风景秀丽，也不是因为那里生物种类繁多，而是因为那里出产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武夷茶的缘故。因此，近代西方人称武夷山用的是武夷茶的名称——Bohea[2]。不过，用这个名称主要指的是武夷山风景区或称为小武夷山的那块地方，因为那里的九曲溪畔是著名的红茶产区。
1 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人在武夷山的收集
最早到武夷山那一带收集过生物标本的人是英国的园艺学者福琼（R.Fortune 1812-1880）。他去的是今天武夷山风景区那块地方，而且是被那里的茶叶生产吸引去的。此人曾于1843年受英国园艺学会的雇用来华收集园林植物，并在那以后的两年中到过浙江的宁波和福州一带的茶园了解过茶叶的生产情况。出于这个原因，他被试图在印度发展茶叶生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看中，1948年他受该公司的雇用，第二次来华，主要是收集茶种和茶苗送到印度。1849年5月，为了收集最好的茶种，福琼决定自己去一趟驰名中外的武夷山红茶产区考察收集。他先从此次的落脚点上海到浙江绍兴，然后到百官，并雇了一条船进入钱塘江，溯江而上，经严州、兰溪、龙游、衢州，进江西境内的玉山，再到广信（上饶），从广信循道往西南到一个红茶大集市河口（铅山），然后继续向南到达武夷山区。在闽赣两省交界山道旁,福琼收集到不少野生植物。这些植物后来被带到上海，先暂时存放在英国商人比尔的花园中，后来送到欧洲。他从那里引进的植物包括很有观赏价值的经济植物乌桕。
福琼进入福建境内后，先在红茶产区外围作了一番考察，然后经崇安西侧,来到风景秀丽的武夷山，置身在西方久负盛名的“武夷茶”产地。在那附近茶区了解了有关茶叶的种植和生产情况后，他还参观了一些庙宇，最终来到景色宜人的九曲溪畔，并在那里住了三天。那里出产最好的的红茶亦即“小种红茶”和“白毫”，福琼不失时机地调查了茶叶的种植和生产资料。经过数天的考察和茶苗收集之后，他往东经石陂街去了蒲城。蒲城也是一个茶叶产销中心。在了解当地的茶叶产销情况后，他往北进入浙江，经廿八都、峡口寨、清湖镇到江山，沿富春江出浙江到上海[2]。
在福琼之后，还有一个英国人叫班德瑞（F.S.A.Bourne）的到武夷山风景区的武夷宫一带旅行，在那里采集过润楠等植物标本。他还在当地看到过特产于这里的四方竹，是最早见过这种活植物的西方人之一。
第一个在武夷山进行大规模生物学考察和生物学收集的西方人是法国传教士谭微道（A. David）。这个传教士在江西九江收集生物标本时，从当地的传教士那里听说与江西毗邻的福建是一个动物种类非常丰富的地方，于是在1873年的秋天，从江西前往福建。并于当年10月初到闽赣交界的王毛寨，随后进入了福建西北地处武夷山区的崇安，并在一个叫挂墩个小山村的传教点住下，这块地方是今武夷山自然保护的核心区域，海拔1800多米，天然植被保存非常完好，位于上述武夷山风景区西北约70公里。
他们一行在此发现许多新种，包括少见的只在我国有少数几个地点呈间断分布、当时未为人知的猪尾鼠属的猪尾鼠(Typhlomys cinereus)第一个标本[3]，以及大足鼠和红腹线鼠的标本。他在那里收集的鸟类新种也不少，包括一种地方性的鸟类土著种挂墩鸦雀( Paradoxornis dividianus)，以及棕噪鹛（Garrulax poecilorhynchus berthemyi）、赤尾噪鹛(Trochalopteron milnei)、白眶雀鹛(Alcippe morrisonia)、褐雀鹛(Alcippe brunnea superciliaris)、灰头鸦雀(Paradoxornis gularis fokiensis)[4]等等。在武夷山区他还采得五岭龙胆(Gentiana davidi)、日本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和香榧(Torreya grandis)[5]等不少新种植物。后来由于这个传道士在这里病入膏肓，濒临死亡[3]，不得不放弃收集，后来取道上海回到法国。由于他在那里采集所获的动物新种不少，引起西方生物学界的重视，挂墩因此名扬海外，成为后来一些博物学家向往的地方，客观上为这里成为模式标本的圣地打开了序幕。
受谭微道在挂墩采集到不少鸟类新种的启发，在我国海关税务司任职的英国人拉陶齐(J.de La Touche)利用在福建任职的机会到武夷山区收集动物标本。1896至1898年间，他和另一位叫里科特(C.B.Rickett)的鸟类学爱好者，到挂墩和大竹岚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动物标本收集工作。那时武夷山区有不少猎户常利用农闲时间捕猎各种鸟兽增加自己的收入，其中有一家姓唐的猎户手艺很出色，拉陶齐于是长期雇用这家给他们在野外采集标本。他们在那里收集到橙背鸦雀（Paradoxornis nipalensis pallidus）、褐头凤鹛(Yuhina brunneiceps pallida)、北蝗莺(Locustella ochotensis pleskei)和高山短羽莺(Bradypterus seebohmi melanorhyncha)[同4,692、706、726、730]等许多鸟类新种。还收集到金猫(原猫 Felis temmincki)等猫科动物和缺齿鼹(Mogera robusta)等各种食虫目动物，以及管鼻蝠(Murina leucogaster)、马蹄蝠、斑蝠等翼手目动物和竹鼠、松鼠等多种啮齿类动物[同3, 30-186]。其中也有不少新种。此外他们还收集到各种甲虫、蝴蝶和蜂类等不少昆虫标本[6]。在那期间，还有一个叫斯特扬（F.W.Styan）的英国人也在挂墩收集过动物标本，其中有胡氏管鼻蝠（M. Huttoni）等兽类新种[同3，274页]。他们收集的标本后来都送到英国自然博物馆。随着有关研究成果的发表，这里因鸟类和昆虫类型的丰富进一步引起世界生物学界的瞩目。
2 20世纪前期西方人在武夷山的收集
20世纪初，在我国上海居留的英国医生斯坦利(A.Stanley)也开始留意武夷山区的动物。这名医生是一名业余动物学爱好者。1906至1921年，曾任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馆的负责人。在这期间，他曾设法在我国南方收集到不少爬行动物标本。这些标本大部分来自福建，有相当数量是1916年以前在挂墩雇人采集的。其中一些标本被送到英国自然博物馆，含数新种[7]。亚洲文会的博物馆在驻华的西方人中有较大的影响，随着馆藏动物的展出，武夷山丰富的爬行动物种类逐渐引起西方人的重视。
1921年，刚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的美国生物学者蒲伯（C. H. Pope）参加了当时由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组织的中亚探险队，到中国东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动物尤其是爬行动物的收集。1925年4月，他到当时已颇有名气的福建西北部山区采集。他先到闽北的延平（南平），在距离城镇约25里的一个深长而宽阔的山峡中收集了一个多月，即得27种类型的蛇、20种蛙和约12种蜥蜴，这使得他大为兴奋。他在延平的采集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当地采集员的帮助下，收获非常可观。除两栖爬行类之外，还采集得大量的哺乳类和鱼类动物标本。后来于6月初他离开延平到了武夷山风景区，他很快发现这里的人对帮他采集标本没有兴趣，而且那块地方对于许多大型的野生动物而言，海拔太低，覆盖的植被不够理想。虽然他发现那里有“山羊”（当是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和豪猪等一些适应灌丛和丘陵次生林的兽类，但不是理想的动物收集场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那块地方的地质学意义大于生物学的意义。因此在6月中旬继续往西北到了武夷山区较接近主峰的挂墩一带。因为那里不但海拔高，而且原始森林保持良好，更因为谭微道、拉陶齐等人的采集早已名闻遐迩、被誉为动物学家采集标本的天堂[4]。
蒲伯很快到了这个神奇的地方。由于长期与外国动物收集者打交道，那里的居民不但善于采集动物标本，而且还有剥制标本的行家里手。他到达不久后，居民就开始给他送来一些爬行动物的标本。蒲伯随即雇用了几个人帮他狩猎、收集和整理各种动物标本。他后来住在三港，想要的动物很快就由村民帮他收集到了。其后村民陆续又给他送来大量的各种动物标本。到7月中旬，由于脚病，又想在福州沿海地区做些收集，蒲伯暂时结束了这里的采集。
蒲伯离开挂墩往南去了福州，在该市东北的鼓山等地作了数日的旅行和收集。后来又到福清，在一个寺庙周围的山区采集，所得与延平的动物种类约略相等。进入10月后由于天气渐冷，两栖和爬行类的动物进入冬眠，已经不好采集。所以他在哪里主要进行哺乳动物收集。
1926年4月下旬，蒲伯又返回到武夷山的三港和挂墩，他原先的那些助手已经很熟悉标本采集和制作，他也能自如地到野外实际考察、收集。他在那里采集了5个多月，做了他自认为最成功的工作。后来他又到福清收集，试图在那里猎获一只老虎的标本，但由于不够走运，尽管有一次曾发现一只老虎，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他收集到45个不同类型的兽类标本，其中包括多种的蝙蝠、啮齿类动物、香猫、野猫、獾、狐狸、猫鼬、鹿和猴子；还有大量的蛇、蜥蜴、许多罕见肥螈（Pachytriton brevepes）和各种类型的蟾蜍和青蛙，以及众多各种类型的鱼类标本[8]。
1926年，英国标本商史密斯（F. T. Smith）在几个外国人组建的一个“中国科学和艺术会”[5]的资助下，率人到武夷山挂墩一带收集动物标本。与他同行的有一个英美烟草公司风情图片部的摄影员。挂墩自谭微道在那里采集得不少奇异的动物标本后，拉陶齐和蒲伯在那里的采集又获许多新种，是著名的模式标本产地。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他们也希望在此扬名。他们于1月份先到福州南面的福清，在离城镇约20里左右的海口镇等地收集到水獭等一些颇有价值的动物标本。还到福清海边考察和收集，看到野鸭、天鹅和其它各种迁徙的水禽。并在那一地方拍摄了不少风景图片。在福清他们遇到前面说到的美国学者蒲伯。蒲伯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当地所见的动物种类和他上一年去过的闽江一些地方，以及他的动物收集情况。他们在福清收集了一段时间后，到了福州，往北沿闽江继续前行。那个摄影员沿途拍摄了当地的生活场景、野生动物、闽江沿岸各处美丽的山光水色。到建阳后该摄影员返回上海。
史密斯他们在5月中旬到达三港，在那里再次遇到蒲伯。后者已经在那里收集了将近一个月。蒲伯给他们介绍了武夷山三港等地的动物种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百姓捕捉动物的方法。三港离挂墩还有20多公里，是外国人到武夷山采集动物标本的一个基地。后来史密斯和他的帮手及雇用的两个猎手进一步深入到挂墩。不巧的是，当地恰逢茶叶收获季节，当地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们打猎；另外，当时也是正植物生长季节，植被特别浓郁，林中的动物很难被发现，不适合狩猎。秋天的9到11月份草木开始凋零才是狩猎的好季节。所以尽管他带去的猎手很勤快，获得的各种动物还是远不如他们期望的那么多。不过，一个月下来他们还是得到兽类、鸟类和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约280个。尽管数量不是很大，他们发现这里动物种类确实很多，不愧是中国最著名的模式标本产地之一，因为他们所得的标本80%是不重复的。其中较有意义的兽类包括两只猪鼻獾(Arctonyx collaris)、两只短尾猴（Macaca speciosas），一只猕猴、一只金猫(F.temmincki)以及狸猫、竹鼠(Rhizomys sinensis)和一些有较高价值的啮齿动物；鸟类包括角雉（Tragopan caboti）、白鹇(Lophura nycthemera)和一些不寻常的鸟，以及一些罕见的蛇、蛙。他们注意到那里的黄麂(小麂 Muntiacus reevesi)很多，并弄到标本。此外他们还收集得五六百种甲虫标本[9]。
可能受拉陶齐和史密斯昆虫收集工作的影响，1937至1939年间，德国人克拉帕里奇（J. Krapperich）到武夷山区挂墩、大竹岚一带收集昆虫标本，所得标本不下于16万号[同6, 27页]。另外一个德国商人豪恩（H.Höne）也在武夷山采集过不少昆虫标本。由于这两个德国人在那里收集到如此大量的昆虫标本，使西方人开始注意到那里简直就是一个“昆虫的世界”。
三．西方学者对武夷山动物的研究
谭微道在武夷山采集到的动植物标本都送到巴黎自然博物馆。其中兽类标本主要由巴黎大学的动物学家爱德华（A.Milne-Edwards）[6]研究发表。他所采集的鸟类的研究结果，见于他与奥斯塔莱特（M.E.Oustalet）合作的《中国的鸟类》 [10]一书中。他在那座名山的这两方面的成果无疑对后来前往挂墩等地的采集者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拉陶齐根据他在武夷山区的采集所得，发表大量关于我国鸟类的研究论文，后来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东部的鸟类手册》[11]。此书主要记述我国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分的750个种和亚种鸟类。此书被西方人认为是继谭微道之《中国的鸟类》以后，有关中国鸟类学方面较好的一本专著。其中由不少是采自挂墩等地的新种。谭微道和拉陶齐等人的鸟类专著使人们逐步注意到武夷山是一个鸟类的王国。拉陶齐采集的昆虫标本后来主要送到英国自然博物馆，经有关专家整理发表后，人们开始注意那里丰富的昆虫种类。
蒲伯在武夷山采集的动物不久就由他在美国的一些同事进行研究整理。鱼类标本由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尼可尔斯（J. T. Nichols）研究发表，含6个新种。他采集的两栖和爬行类动物部分由施密特(K. P. Schmidt)研究。后来他自己又进行研究整理，最终结果反映在他所写的《中国的爬行动物》[12]一书中。他认为三港和挂墩的爬行动物特别丰富，含蛇类35种，蛙类24种。其中有6种是没有进行过科学记载的新种。蜥蜴有9种分属6科，蝾螈种类较少，只有两种。他估计当地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可达80种。他甚至认为那里是研究中国爬行动物的“钥匙”。
英国标本商史密斯收集的标本大部分被送到美国华盛顿自然博物馆（史密森研究院），部分留在上海亚洲文会的自然博物馆。他们收集到的短尾猴曾被一个美国动物学家定为新种，但后来似未被认可。克拉帕里奇等人收集的昆虫标本量大，新种很多。1938年到1939年间，德国昆虫学家克拉德加（A. Caradja）根据他采集的标本发表的螟蛾新种就有100多个；后来另一德国昆虫学家于1958年根据他采集的标本发表这一地区的象鼻虫370种，其中228种为新种；1973年昆虫学家弗雷（Frey）又发表金龟子28种[同6，27页]。当然，他们描述的还仅仅是标本的部分，但已经足以揭示出武夷山区的昆虫种类确实十分丰富。
近代西方人在武夷山的生物考察和在华其它地方的考察一样，都有其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就根本上而言，是我国落后的一种具体体现。一方面我们国家被迫对外开放后，西方人逐渐可以随心所欲地到想去的地方旅行，收集他们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近代生物学发达早，对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标本扩充知识充满兴趣。美国人后来在三港设立的一个教堂，几乎成为外国收集者的一个很好的常驻标本采集基地；而挂墩的传教点更是西方人在此深山采集标本的良好落脚点。当然就具体的收集者而言，他们也体现出当时英国商人[7]特有的精明和冒险精神；法国传教士特有的机敏和顽强；美国人善于利用金钱雇人为我所用的特点。
西方人对挂墩周围山区的生物学收集和研究工作，揭开了这里作为一个罕见的物种基因库的面纱。挂墩、大竹岚、三港也因此蜚声中外。如今只要是搞动物区系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哪个人会不知道上述地方，因为它们是产生模式标本的圣地。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博物馆，如巴黎自然博物馆、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柏林自然博物馆，纽约自然博物馆、华盛顿自然博物馆和上海自然博物馆[8]都有大批产自那里的动物标本。而且其中有数百种动物模式标本。随着我国学术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武夷山于1979年终于被设立为自然保护区。国人终于意识到这个罕见的物种基因库的价值。显然前此西方人的工作也为成就它作为世界的“自然遗产”早早地建立了良好的氛围和深远的影响。但这其中也包含着近代中国生物学者的慨叹和心酸，并折射出近代中国生物学发展的艰难历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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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罗桂环，1956年生，福建连城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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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2 20: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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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慕名而去，失望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