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鸟类研究可追溯至19世纪前期，外国学者David(1873年)、La Touche(1889～1898年)、Caldwell(1813～1831年)等，长期、大量采集标本并进行分类研究。此外，还有Gmelin(1789年)、Rickett(1898年)、Slater(1897年)、Ogilvi-Grant(1904年)、Buturlin(1908年)、Hartert(1910年)、Rothschild(1921年)、Stresemann(1925年)、Meinertzhagen(1927年)和Delacour(1948年)等，先后也鉴定武夷山挂墩的鸟类标本，并发表新种和新亚种。这些新种类均以武夷山地区为其模式标本产地。
从19世纪后期始，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争先恐后前来福建武夷山地区采集大量鸟类标本，悉数运走。所以，产于我国的鸟类新种和新亚种的模式标本多收藏在国外博物馆或其他研究机构中，至于新种和新亚种的原始文献也无例外地都在外国刊物发表。这对我国后来开创的鸟类考察和分类研究工作很不利，以至本国鉴定与系统分类都需取资于外国。
鸦片战争后，一些外国学者借着各种名义或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插手中国动物资源的调查和研究。拉图史(La Touche)于民国14～24年(1925～1935年)撰写、出版《华东鸟类手册》(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China)，记述了750种和亚种，其中记载福建鸟类525种和亚种，采集中心地点为武夷山挂墩和南平下庄。1931年，考德威尔父子(H.R，and J.C.Caldwell)编写《华南鸟类志》(South China Birds)，列入福建鸟类514种和亚种，采集地点为福州、永泰、福清、厦门等地。他们的采集、调查活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外学术交流，丰富了人类对鸟类学的知识，但是科学成果在当时由外国人控制，不利于中国近代鸟类学的发展。
中国学者从事福建鸟类研究而发表文章者，始于寿振黄。他于民国16年(1927年)发表《福建的鸟类》。随后，陈子英和胡经甫于1932年发表《厦门大学动物标本名录》，指出其中采自福建各地的鸟类有599种和亚种。郑作新先后于1940年和1947年发表《闽江流域鸟类之研究》，记述鸟类98种；1941年，发表《福州鼓岭夏间鸟类记述》；1942年，又发表《三年来邵武野外鸟类观察报告》，文内不但列举野外所见禽鸟种类，而且还有数量统计和居留期间，这在国内是首篇报道。黄震于1942年发表《戴云山脉及马江沿岸鸟类调查采集报告》，记载鸟类190种和亚种；1947年，又发表《福建沙溪流域之鸟类》，记述鸟类190种。他们是福建鸟类研究的开创者，标志着中国学者自己进行中国鸟类的科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有关院校和科研单位专业人员，对本省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和梅花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生动物考察。其中，郑辑、唐兆清于1991年报道梅花山鸟类有165种和亚种。唐瑞干于1993年记载武夷山鸟类195种和亚种。唐兆和、陈友铃、唐瑞干于1993年发表《福州市及毗邻地区鸟类区系分析》，共记录鸟类271种和亚种；1996年，又发表《福建省鸟类区系研究》，记载福建鸟类546种和亚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郑作新、江智华、唐瑞干于1981年发表《福建武夷山地区鸟类区系初探》，记载鸟类234种(3个亚种)，其中包括99种留鸟(1个亚种)、59种夏候鸟(1个亚种)、33种冬候鸟及46种旅鸟(1个亚种)；上海师范大学虞快、唐子明、唐化华，于1986年记录建瓯万木林鸟类127种(包括1个亚种)。1978年以来，省内外科教工作者共同努力，对福建鸟类的形态、生态、分布及资源评价等方面研究取得不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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