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相关的自然史资料两篇

随风招摇

< align=center><B><FONT size=5>替 “鸨 鸟”申 冤</FONT></B></P>
< align=center>游修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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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淸的小说和民间口语至今都称 妓院的老板娘为“鸨（bao）母”、“鸨儿”或“老鸨”。妓院的老板娘与鸨鸟有什么关系呢？鸨的最早文献见诸于《诗·唐风· 鸨羽》：“肃肃鸨行，集于苞桑。”是形容鸨鸟飞行和栖息的。再查《说文》：“鸨，鸟也。肉出尺胾（音z）。”只说到鸨是多肉肥大的鸟（大块肉称胾），这些都与鸨儿无关。到宋代陆佃的《埤雅》中也只介绍：“鸨性群居如雁，自然而有行列。”
把鸨同妓女联在一起，是起于明朝朱权的《丹丘先生论曲》：“妓女之老者日鸨。鸨似雁而大，无后趾，虎纹。喜淫而无厌，诸鸟求之即就。”现代文学家聂绀努《论鸨母》说：“鸨，淫鸟，借指妓女。”不作任何解释，便把“淫鸟”的帽子戴在雌鸨的头上，是男性中心的反映。如所众知，只有雄鸟向发情的雌鸟求爱，如孔雀开屏和公鸡亮尾羽，那有发情的雌鸟去追求雄鸟的。鸨被用于专指鸨母，显然出乎一知半解的主观和偏见。
汉字的创造，是很有讲究的，必以实际观察为基础，并非想当然。先看“雉”字，雉是隹旁从矢，矢作音符，指雉字发音如矢, 但还有深一层的含意。因为雉是生活在草原上的野鸟，草原一望无际，不利于它长距离飞行，那很容易被猎食动物捕获，或被猎人驰马射中的，倒是短距离的一飞一停，有利于它的躲藏。躲在草丛中，就不易被发现，你走近它搜寻，它又突然起飞，象捉迷藏。因为它的飞行距离约一箭（矢）之遥，故名雉。
据雉的造字手法，可以推知，鸨的左半从“匕”加“十”，也应该是有所指的，即与所谓喜淫有联系。《说文》对此没有说明，在《六书正伪》中说左上半的“匕”是“比之省也。从十，十，相比。”这是一种躲躲闪闪的解释，说白了，匕是雌性生殖器的符号，十是雄性的符号，“匕”加“十”也就是交配的意思。古代草原上栖息的雉、雁和鸨都很多，它们到发情时都有交配行为，但因为只有鸨的身躯肥大，最不善飞，故人们容易观察到鸨的交配情况，留下鸨喜欢交配的印象，故创造了这字。
鸨鸟普遍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带，是冬季南迁的候鸟。约有20余种，是现存鸟类中体形最大、身体最重的一种，它不善飞行，因而容易遭到人类不断的猎杀，它的种类和数量都消失很快。英国的鸨鸟是早在1838年时绝种的，据调查，我国现在也只剩200 来只。1997年，北京濒危动物中心抢救了六只鸨鸟，对它们的交配行为进行了观察，发现雄鸨求偶时，表现出一种炫耀的动作，如张翅，拱尾，翅尾前翻，臀部扭动，双翅左右摇摆，全身羽毛抖动，紧跟着雌鸨相逐。雌鸨也作出相应的接受求偶的动作。这些炫耀表演，在发情期间，每天出现5～7 次。鸨鸟即将从地球上消失，这真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观察，有助于加深、补充和纠正古籍记载的不足。这个观察说明，鸨鸟发情期间表现的求爱动作，本来是动物的天性，且以雄鸨为主动。人们却给雌鸨扣上“喜淫而无厌”的帽子，转嫁到妓女头上，完全是错误的观察和男性的偏见。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鸨鸟的食谱中除小鱼、蛙、昆虫外，还捕食蝗虫、金龟子、毛毛虫、等农业害虫。所以是对人类有益的益鸟。人们却杀其身，食其肉，饰其羽，灭其种，还凭空给它加上“喜淫”的恶名。鸨鸟如会说话，一定会抗议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它即将从地球上消失之时，还不应该为它申冤正名，并深刻自我反省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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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招摇

我国养鸭起始时期小考

卫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把野鸭驯化为家鸭的国家。在我国现有的鸭种中，北京鸭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肉用鸭品种之一。但是，关于我国养鸭的起始时代问题，历来研究者甚少。目前涉及到这一问题的论著中，仅见到二处。一处是197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生物史》第五分册钱燕文先生所撰《家禽的起源·鸭》，认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将野鸭驯化为家鸭的国家之一，其起始时代当在史前。另一处是1985年12月出版的《农业考古》杂志第2期刊登的陈志达先生所撰《商代晚期的家畜和家禽》，文中提出：“在商代晚期，鸭很有可能已被驯养成家禽。”究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什么时候开始把鸭驯化为家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细致考证。笔者从事考古工作十多年来，在工作中也接触到一些与此有关的资料，在拜读钱、陈二位先生的大作之后，尚感愚见与二位先生不同，故撰此小文，求教于大家。

下面笔者从文献记载、古文字的演变和考古材料的发现等诸方面，综合考证这一问题，力求有一个比较接近于实际的结论。

家鸭(Anas domestica)，通称“鸭”，鸟纲，鸭科。喙长而扁平，尾短脚矮，趾间有蹼，翅小，覆翼羽大。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家鸭是由绿头鸭(Anas platyrhynchos)驯化而来的。家鸭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称“舒凫”或“鹜”。

钱燕文先生提出，我国史前即已开始养鸭，其根据是《尔雅》中即有“舒凫，鹜”的记载。据笔者查考，《尔雅》一书只是相传为周公所撰，或谓孔子门徒解释六艺之作，成书时代当在西周与春秋之交，所述内容其可靠程度，在时间界限上不可能越逾殷商。钱先生依此为据，来推定我国的养鸭起始时代，其说难以成立。目前见于公开发表的考古学材料中，有关史前我国养鸭的材料仅有福建武平岩石门丘山新石器遗址采集到的陶鸭一件。但这件陶鸭因为是采集而不是发掘出来的，没有明确的时代层位，很难断定它是否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即使是，这件陶鸭的造型也不一定是根据家鸭而塑造的。因为从形态上很难区分出它是野鸭还是家鸭。其次，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史前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历次发掘中，所出土的动物遗骸，经专家们鉴定，从未发现过鸭(哪怕是野鸭)的遗骸存在。可见新石器时代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还不曾开始将野鸭驯化为家鸭。如果就《尔雅》一书记载的可靠程度来看，我国养鸭的起始时代当在商代以后。西周时期开始养鸭似有可能，春秋时期养鸭当为信史。因为《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和《左传》本身记载的内容，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争议。两千多年来，人们都认为《左传》是我国古代最早而又详细完备、叙事生动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曾说过，鲁国的“君子”盲人左丘明著有《左氏春秋》。至于《说文》所云，当是辑释先秦文献之辞。

众所周知，文字产生以后，任何被人们所认识且能用语言表述的事物，都可能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和表现出来。在这里，我们不妨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来探索一下我国养鸭的起始时代。据笔者所知，甲骨文中并无“鹜”字，也无“凫”字。从古文献记载的情形来看，“鹜”先称“舒凫”(古时舍、舒同义，凫指野鸭)，也就是说“凫”字的出现早于“鹜”。“鹜”是“舒凫”的专称。“凫”字在金文中的最早出现是西周中期，这说明人们与“凫”打交道恐怕从这时才真正开始，不然，在此之前的甲骨文和金文中为什么没有“凫”字呢?没有认识野鸭——“凫”，又怎样把它驯养成舒凫——“鹜”呢?单从文字的源流上考证，钱、陈二位先生的主张也站不住脚，因为文字学方面提供的材料，只能把我国养鸭的起始时代上限定到西周中期。

陈先生的说法是建立在占有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们不妨就考古学方面的发现加以讨论。

前面笔者否定了福建武平岩石门丘山新石器遗址采集的陶鸭为家鸭的陶塑像，陈先生在其大作中也没有引证这一材料，或可能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商代晚期鸭很可能已被驯养为家禽的重要理由是：“1975年小屯北地一座殷代房子(F10∶1)内所出的一件石鸭，作昂首游水状，造型真实生动；西区墓出土的一件玉鸭(M861∶5)，亦作游水状，体较肥。”同时，陈先生也承认甲骨文中并无鸭(鹜)字，也无“凫”字。更为重要的是，在殷墟历次的发掘报告中所鉴定的动物种类中，都不曾有“凫”的骨骸。这怎么能肯定殷墟出土的石鸭、玉鸭所塑的对象就是殷商家禽中的成员呢?在商代晚期，捕捉野鸭食肉还不甚盛行，对于野鸭虽偶有所获，但还把其视为珍禽异兽来观赏，那石鸭、玉鸭之造型，很可能就是野鸭——凫的造型，而不是“舒凫”——鹜的造型。根据陈文华先生等人的统计，目前发现的有关西周时期我国养鸭的材料有：辽宁凌原县营子村出土的西周铜鸭形尊一件；辽宁喀左小转山子亦出土西周铜鸭形尊一件；江苏句容县浮山果园出土西周鸭蛋一颗；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出土西周铜鸭一件。这些材料是不是可以作为我国养鸭历史的证据呢?不管鸭形尊也好，铜鸭也好，是否是依照家鸭所塑，那鸭蛋是否是家鸭所产，人们都可能会提出种种怀疑。大家知道，尊是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一种酒器，鸭形尊的出现，是人们生活实践在艺术中的再现，虽然商代的石鸭、玉鸭也属于艺术品，但是两者间是有一定差别的，这就要求我们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要把那些彼此相联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什么“凫”字在甲骨文中没有，而到了西周中期的金文中才有呢?“舒凫”一词为什么在《尔雅》中出现，这些都是需要与上述考古发现联系起来考察的问题。不然，为什么说商代的石鸭、玉鸭塑造的形象是野鸭——“凫”，到西周就成了家鸭“舒凫”——鹜呢?恐怕人们不会完全相信，或可能这样提出问题，就是不管史前养鸭也好，商代养鸭也好，西周养鸭也罢，人们最初将野鸭驯养为家鸭，必然要经过一个强制饲养的过程，为了适应鸭的生活习性，最初驯养野鸭可能是在人工挖掘的池塘里进行的，因为只有经过这样几代或几十代的驯养，野鸭的野性才可能退化，家鸭的“文明”才可能显示出来，人们才可能将这些早年驯养过的野鸭的后代赶到天然的小河或湖泊里去，我国养鸭的历史才可能真正开始。

那么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池塘是什么时候呢?据一些甲骨文学者考证，商代就可能有池塘出现，因为甲骨卜辞中有“呼渔”、“王渔”、“在圃渔”的活动记载，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在殷王室的圃囿中，一定有池塘养鱼。在这里，笔者虽不敢肯定殷商时期就有池塘养鱼，但可以顺便说明一下，就是人工养鸭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在人工养鱼的启迪下开始的，即人工养鸭肯定晚于人工养鱼。若从甲骨卜辞提供的材料来看，商代晚期人工养鱼似有可能。但这种可能仅仅存在于殷王室的圃囿内，而未曾遍及一般的庶民百姓或一般奴隶主贵族之间。据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到了西周时期，周王室的苑囿中已肯定有池塘养鱼。郑玄笺：“灵沼之水，鱼盈满其中，皆跳跃，言得其所。”《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时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她所反映的多为西周社会的生活内容，其可信程度还在《尔雅》之上。既然西周肯定有人工挖掘的池塘存在，那么人工养鸭当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我国养鸭的起始时代当定为西周中期为宜，在民间普遍饲养可能兴起于春秋。到了两汉时期，鸭已经成为我国三大家禽(鸡、鸭、鹅)之一。从这一时期的反映地主庄园经济的考古材料中发现，当时养鸭活动相当普遍，这不仅可以从汉代墓葬普遍出土陶鸭得到证明，尤其是从考古所发掘出土的“水上楼阁”来看，绝大部分楼下水里有鸭、有鱼。比如，1956年在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楼阁，“楼四周是水池，池中就有鱼、鸭，表示庄园养有家禽和鱼”。1983年春，山西平陆圣人涧汉墓出土的绿釉陶“池中望楼”，其池中就有11只游鸭的造型。

参考文献
①陈文华等：《中国古代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九)》，《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②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
③王贵民：《商代农业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④卫斯：《平陆县征集到一件西汉绿釉“池中望楼”》，《文物》1985年第1期。
(原载《山西农业科学》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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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子

<>有意思有意思.....从看到它图片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长相这么粗犷大气的鸟为什么为人所不齿...</P>
<>借用WWF图库里的图</P><IMG src="http://www.wwfchina.org/birdgallery/bpic/11047955071.jpg" borde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