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粮食安全的大事：百亿转基因

鼻涕耷不流

时间：2009/01/05 出处：科学研究
　　粮食安全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已经牵动全球的每一根神经，在中国更是如此。

　　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这些资深科学家们说，中国需要转基因这样重大的科技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今年7月9日，国务院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9月5日，《科学》披露说，这项投资将高达上百亿人民币。

　　但是，关于转基因安全的话题，却始终是转基因研究道路上的一道阴霾。20多年来，围绕着转基因安全的研究和辩驳文字，恐怕可以汗牛充栋。

　　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研究者，伦理学者，这些不同利益的代表在进行着一场博弈。正如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专家吴孔明说，“（对待转基因问题）难道要全民公决吗？”

　　河北高碑店农民祖茂堂十几年前开始在自己的农田引种转基因棉花，51岁的他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种植转基因作物也是因为长期以来被棉铃虫折磨得没有办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中国农民无法用常规农药来控制棉铃虫。“这些小虫对农药的抗性太强了，成虫居然能在杀虫剂溶液中游泳。曾出现含甲胺磷的高毒农药没有把棉铃虫杀死，反而令一农民中毒的情况。”曾经担任乡技术员的祖茂堂回忆道。但是当时农民种棉花有任务，不完成还不行。

　　被棉铃虫逼上“绝路”的老祖多次前往中国农科院求教，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国转基因棉花产业化开发的第一人郭三堆。两人一拍即合，郭三堆将当时还处于国家秘密的转基因棉花从温室中搬到了祖茂堂的院子里隐蔽进行试种，而后者也成为中国第一个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农民。

　　现在，老百姓已意识到，只有种植转基因抗虫棉才会有收成，如果不是抗虫棉，老百姓是不会去种植的。“总之，抗虫棉给人们带来了好处，一是棉花的抗虫性能增强了，保证了收成；二是农药用量也明显减少，同时也降低了环境污染。”祖茂堂告诉本刊记者。

　　像祖茂堂这样的农民，今后可能会更多地从转基因技术中获益。

　　美国《科学》杂志9月初报道，中国即将启动一项投资达35亿美元的转基因作物研究重大专项，重点研究第二代转基因作物，也就是在抗虫基础上通过转基因技术增加作物抗病、抗旱涝和更加高产的特性。虽然这一重大专项并没有与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此大的投入，其目的显然并不仅仅是发表一些研究论文。

　　利弊之辩

　　9月19日，随着《科学》杂志一项重要研究的发表，转基因利弊之辩的钟摆似乎向收益一方倾斜。中国农科院吴孔明团队对历时10年的转基因棉田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Bt转基因棉不仅可抵制棉花中棉铃虫的侵害，而且也使邻近作物免受这种病虫侵害。

　　5天后，在北京举行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国家论坛第三次会议上，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标则在其报告中指出，转基因抗虫棉的抗病性显著降低。可能是由于转基因抗虫棉在导入外源基因后，导致其根系分泌物中对枯萎病菌生长具有刺激作用的氨基酸成分和糖类含量增加，引起抗虫棉抗病性降低。这一仍未发表的研究似乎又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商业化种植推向了风口浪尖。

　　当“三鹿奶粉”污染事件充斥着全球人类眼球的同时，转基因作物其实早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转基因作物作为世界环境和健康的重要议题，它在迅速分裂着大众的思想阵营，赞同和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从事生物安全的专家，对被破坏又重建的基因链提出了质疑，从事生物技术的科学家则予以反驳。

　　在近20年的生产发展中，世界各地都纷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转基因及相关技术进行研究。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主席Clive James指出，从1996~2007年，全球转基因作物总面积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1996年以来，全球已累计种植转基因作物6.9亿公顷，从1996 年到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在全球所占比重每年都保持增长，2007年达43%。

　　所谓转基因，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受体生物基因组中，改善生物体的特定性状。目前，最常见的转基因技术就是给作物转入抗虫的Bt基因，这是一种源于土壤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它能让作物产生容易降解的Bt毒蛋白，杀死鳞翅类昆虫，肆虐棉花、玉米和水稻的棉铃虫、玉米螟和稻螟虫都属于这一类。Bt毒蛋白在昆虫消化道的碱性环境中能被特定的蛋白酶水解产生毒素，但是在哺乳动物消化道的酸性环境中却不会发生作用，所以对人类和绝大多数动物无害。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Bt毒蛋白要发挥作用，是因为鳞翅类昆虫的肠道细胞中存在一种受体，可以让Bt毒蛋白附着，进而发挥作用，而哺乳类动物则不存在这种受体，应该说，科学上的研究已经表明，转基因的健康风险不会比常规食品更高。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矮牵牛花、杨树和木瓜，但尚未批准任何主粮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作物的益处似乎让人耳熟能详。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前所长黄大昉指出，转基因作物可以提高传统作物的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等性能，从而减少了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对环境也是一种保护。尽管目前还没有表达高产基因的转基因作物投入产业化，但是提高抗虫性能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们能“虫口夺食”。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更是以多年的量化研究表明，大田试验中的抗虫转基因水稻由于大大减轻虫害，比对照组能提高6%~9%的产量。

　　未来，也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改良植物食品的品质，如增加大米的维生素含量，改变油料作物，改变淀粉组成及含量，增加土豆中氨基酸含量等，尽管目前除了增加大米维生素含量的金稻外，这类研究还没有成为转基因育种界的主流。

　　但是，转基因作物在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同时，反对之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

　　直到今天，转基因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的危害”仍然存在争议。赞成者高呼，迄今为止未见任何对健康的危害，也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食品会对人体造成任何威胁。而反对者则指出，观测时间尚短，无法对其遗传毒性作出定论，而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相对转基因本身的研究，数据也少得多。

　　商业化生产仍存疑问

　　反对转基因的阵营指出，到目前为止，与转基因生物使用和释放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考虑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

　　来自反转基因阵营的第三世界网络（TWN）的高级研究员Li Ching Lim指出，我们要从社会责任、代际责任、社会接受度以及降低长期消耗等方面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评价，任何社会引入转基因生物之前，都必须要严肃考虑社会经济因素。

　　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的绿色和平组织声称，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以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在200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总种植面积有90%以上为孟山都的产品。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意味着农民要对种子付出专利费用，而且不能自留种子，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但是，黄季焜的研究则表明，尽管转基因种子比常规种子贵得多，至少在中国，受益最多的仍然是农民，因为他们大幅度减少了杀虫剂和用工成本，以大田试验的水稻为例，“在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地块上，有62%没有施用农药，而且将近90%的转基因水稻田上没有施用治螟虫的农药”。

　　农民们少了农活也就可以到城里打工，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消费者也能从更加便宜的农产品中获得一定利益。

　　祖茂堂的例子似乎印证了黄季焜的研究。一斤转基因棉种的价格比常规棉种高出10倍甚至数十倍，但是毕竟种子成本比起花在杀虫剂购买和喷洒人工上的钱要少得多。这也就难怪棉农们都在选择转基因棉花了。2007年，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约350 万公顷，占据了全部棉花种植面积的70%。

　　山东菏泽的农民李站双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种植转基因棉花以来，也对这一技术全心拥戴。“那些外国公司的种子确实贵，但是效果好，贵点也值得买。”李站双用浓厚的山东话说，“再说，现在哪有啥人自己留种的。”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全球大约30亿人主要以水稻为食。在中国，水稻是13亿人的主粮，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对粮食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转Bt基因的抗虫水稻最有希望进入商业化，但是专利问题也可能会困扰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学院周宜君副教授说，像Cry1Ab和Cry1Ac等基因的专利持有人已在中国申请了专利，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专利持有人就可以行使专利权——要求正当利益或直接提起诉讼。

　　但是在此前的一次讲座中，黄大昉则表示，专利问题要具体而论，因为国外公司有些专利没有在中国申请，有一些专利则过时了。而且，对基因的转化方法，中国科学家和国外可能不一样，种子的品种也不一样。“具体到我们现在转基因抗虫水稻，现在（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他们研究的，我认为核心专利没问题。”黄大昉说。

　　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必须通过实验室试验、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4个阶段。目前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等多种转基因水稻已进入田间试验（环境释放），尚未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但大量的投资已经推进了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生产的研究。

　　农业贸易挑战研究智慧

　　与水稻相比，转基因大豆的研究和产业化在中国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的中心，不过，专家指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豆原生性国家，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加剧了垄断及对发展中国家非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冲击；影响农民的种植利益等。

　　支持非转基因大豆种植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夏友富教授指出，要打破垄断，建立可追踪的转基因大豆监控机制，积极支持非转基因大豆种植，慎重对待和限制粮食类生物燃料的发展。

　　夏友富告诉记者，中国有1000万公顷土地种植大豆，但是产量很低，再加上没有优势而言，所以中国每年会高额进口美国和巴西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美国进口大豆价格基本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持平，但出油率高，颇得中国庞大的榨油工业青睐。而国内豆农则屡受冲击，以至于2005年，夏友富和其他专家疾呼：“中国大豆危矣！”

　　夏友富对此给出的“药方”是增加非转基因大豆对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对抗。“所以我们要打破（国有粮油企业收购）垄断，增加农民种植投入，来提高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如在中俄边境约有1亿亩土地就非常适合种植非转基因大豆。”他说。

　　然而在黄季焜看来，把国内大豆产业受到的冲击归咎于转基因技术是打错了棒子。他在多个场合均表示，国内大豆弱势是因为国家对这个领域的育种研究与管理等长期以来并不重视，导致国内种植的大豆产量和出油率都不高，加上美国农业素有的比较优势，冲击在所难免。

　　一方面是国内遭遇转基因作物进口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可能的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势必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因为欧盟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均对转基因持相当保守的态度。

　　但是黄季焜也指出，影响肯定有，但是由于中国出口水稻仅占产量的百分之一，冲击也应当有限。

　　并不直接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华大基因杨焕明院士则曲径通幽。在2008年7月在西班牙举行的欧洲科学开放论坛上，杨焕明向欧洲听众大声呼吁：“请不要以欧洲人的喜好阻止中国用转基因技术养活更多的人口！”私下里，他向现场的本刊记者解释，尽管中国农产品向欧洲出口极少，但是在转基因上非常保守的欧洲人会以对欧出口食品遭受转基因污染为由抵制中国产品。“这样一弄有关部门就怕了，也就不敢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大规模产业化。”杨焕明说。

　　基因漂移？

　　与所谓“转基因污染”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基因漂移，也就是被转入的基因可能在授粉过程中漂移到其他物种中。

　　随着转基因植物环境释放种类增多，规模增大，如抗除草剂基因等抗性基因可能漂流到杂草中，使其成为“超级杂草”，无药可除。同时，转基因植物侵入新的生态领域，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影响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植物释放后，除了会对靶标害虫产生毒素外，也会逼迫害虫产生更大的耐受性，存活时间更长，变成所谓“超级害虫”。从事生物安全研究的科学家还担心，抗虫基因还会影响到非目标害虫及目标害虫的天敌，使其也能产生抗性。

　　在今年2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科学家Bruce Tabashnik及其同事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论文，指出在美国观测到对转基因抗虫棉具有抗性的棉铃虫。但是这组科学家也指出，这一发现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昆虫抗性的实际出现日期大大晚于理论上的预计时间[4]。

　　无论如何，看起来，基因漂移和昆虫抗性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要远甚于转基因的健康风险。

　　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已经进入了食品安全和研究评估的阶段，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卢宝荣教授在生物安全国家论坛第三次会议上说：“目前，转基因水稻并没有得到大力的推广，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对转基因水稻进行安全性评估。”

　　在美国，为了防止目标昆虫产生抗性，政府规定了避难所，即在转基因作物之间种植一些非转基因作物作为隔离带，防止目标昆虫产生出抗性。中国转基因抗虫棉大规模产业化以来，并没有采用避难所的政策，科学家们指出，因为棉农们地少且自然地进行多样化种植，包括非转基因的粮食作物，这大约能够解释为什么迄今还没有观测到明显的昆虫抗性问题。

　　然而，水稻的情况可能有异，每个水稻种植农户经常仅种植水稻，这就带来了如果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可能导致目标昆虫迅速进化出抗性的问题。稻农们土地有限，也难以“奉献出”宝贵的土地当做避难所。再者，稻农土地分散，就算政府要求避难所，执行起来恐怕也有难度。

　　但是长期从事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研究的福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锋指出，尽管稻农们往往仅种植水稻，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习惯种植多样化的水稻品种以避免风险，这种习惯或能有助于将来发挥避难所的作用。王锋的研究也表明，尽管田试中的转基因水稻降低了稻纵卷叶螟这种害虫种群数量，但是并未对水稻害虫群落的组成与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也没有引起优势种成分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转基因水稻还没有显出让害虫产生抗性的迹象。

　　黄季焜最近几年一直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他参与制定了几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报告，这些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不被熟知的转基因食品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恐怕连大学生也无法给出确切的定义，更别说一般的老百姓了。

　　转基因问题专家、中央民族大学薛达元研究团队的调查表明，“3年前，大约有70%的百姓不知道转基因生物产品，3年后，这一数据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在采访的1000位农民中，大约只有3%的农民知道转基因作物。”

　　据日本筑波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研究院Chia-Hsin Chen博士介绍，日本青年对生物技术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政府积极开展生物技术战略项目，通过“科学园”、“科学周”等形式，以及在大学等教育机构通过各种科技活动如东京大学的科技成果展，来加强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一种名为“自由茶话会”的形式在日本广泛开展，受到普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理解。通过这种形式建立对话，发布生物安全信息，实现双向交流，最终使公众了解。

　　相比之下，中国在转基因方面的宣传教育还比较落后。科学家的有关转基因的各种报告不但不向公众公开，而且科学家之间也相互保密。老百姓对转基因食品没有什么概念，反正大家都买，食品安全根本无暇顾及。超市里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一般消费者也很难识别。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已经有了法规。2001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首次提到了转基因标识问题。2002年，农业部颁布条例的三个细则，其中一个细则就是《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大多数国家给转基因食品贴上鉴别标识。

　　卢宝荣教授说，日本的公众教育经验很值得借鉴。现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已逐渐意识到转基因生物教育的重要性，加开了有关生物安全方面的课程。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基金项目来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技术与评估的权衡

　　生物安全研究在最近几年发展很快。

　　国家环保部顾问程伟雪强调，面对转基因生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加强生物安全方面的研究，国外生物安全专家很重视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估。在国内似乎强调研究成果，轻视风险评估。

　　而且，程伟雪说，国内的一些企业对生物安全研究也缺乏一定的认识，只注重研究开发，管理、监测和评价相对较少，所以如何平衡生物技术和生物安全就显得非常重要。

　　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曾指出，科学家和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有其他动力，一是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广；二是多年来，国家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但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压力很大，急于出成果，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但是，农业部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转基因生物安全方面还是得到了很多考虑，目前国家对生物安全的评价也由原来每年2次提高到现在的3次。

　　薛达元指出，如果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在商业化生产之前，为了获取更多详实的科学数据，国家现在对科研的投入也很大。业内人士透露，前述投入资金约20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中，大约有20%用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评价。卢宝荣说，通过建立大量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研究中心，在今后10~15年的研究中以获取更多的科学数据。

　　“必须有科学数据才能进行下一步研究，”卢宝荣强调，“增加研究投入，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只有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加强不同领域的合作，才能持续发展。”

　　黄季焜则指出，新的转基因研究重大专项将涵盖公众教育项目来打消公众对转基因安全方面的顾虑，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合理担心不应该以环境保护为名来误导公众。

　　附一：谁阻挡了转基因稻米产业化？

　　谈起自己当年的文章，能感觉到远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中的原《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很兴奋。“我的关注点并不是在转基因的科学本身，而是让公众对这一重大的问题和它背后的利益纠葛有个了解。”

　　这篇发表于2004年12月、名为《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利益悬疑》的文章，也让很多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感到不满。“这篇文章让中国的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延误了很多年。”一位科学家私下里说。

　　文章发表的日期，正值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刚刚结束它的年会（后来改成一年两次），据当时传出的小道消息，这次会议对转基因水稻的评估得出了积极的结论，很可能会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然而，刘鉴强这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直指推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背后的科学家或者是专利拥有人，会与大型农业种子公司合作，可能会从中受益。文章被很多人解读为科学家的私利驱使着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进程。

　　被文章披露的科学家们后来都在各种场合进行了澄清，而此后，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似乎被搁置。

　　这篇文章仅仅是反对转基因的诸多活动中的一个。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前所长黄大昉无奈地说：“每年一到（转基因）安委会开会的时候，绿色和平这些环保组织一定会搞一些活动（反对转基因）。”

　　2005年绿色和平发现湖北尚处于试验中的转基因稻米的外流，2006年鉴别出中国市场上的婴儿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2007年发现美国转基因大米LL601非法进口到中国。

　　刘鉴强透露，《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利益悬疑》这篇文章就是绿色和平的人主动找到他，给他独家爆料的。

　　“我当时对转基因的科学和安全性问题一头雾水，但是了解了情况后，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跟进的重大题材。”刘鉴强告诉本刊记者。

　　曾经在绿色和平工作过的德国伯尔基金会媒体传播专家周梅月坦陈，绿色和平由媒体人士起家，也最懂得媒体的需求。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材料与媒体经常沟通。“但是，媒体报道之后引起的公众反响，就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了。”

　　面对环保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攻势，科学家方面似乎显得很被动。“我们不愿意与他们接触，”黄大昉说。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认为将赞成和反对转基因的两个阵营放到一起进行公开对话和辩论的条件并不成熟。

　　像很多科学家一样，黄大昉的顾虑之一就是转基因问题涉及到复杂的科学，难以向公众解释。“那么多研究都表明，转基因对人体都是安全的，但是那些环境方面的人士偏偏让我们找出不安全的地方，这可怎么对话？”

　　周梅月则不认可这种说法。她说，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并不是专挑科学上的错误。关键是科学上不能保证转基因百分之百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谨慎地对待。

　　刘鉴强也同样说，他没有妖魔化科学家，在他的文章中，对科学家进行了大量采访，也大量引述了他们的观点。

　　在此前的一次交谈中，中科院一位从事转基因水稻研究的科学家还提到，不是不愿意与媒体交流，但是在很多场合，媒体们是接受了环保组织提前的灌输有备而来，采访中会仅仅挑选那些对他们有利的话。

　　周梅月也承认，绿色和平的长项并不在科学。但她说，“科学并不是一个社会唯一的声音，也要表达其他各方面的意见。”

　　新华社资深科学记者熊蕾在谈到转基因的传播问题时说，原来的媒体报道对科研成就充满了赞美之词，信息不对称。像刘鉴强那样一下子拿出那么多公众不知道的可能是科学的负面内容，“当然能一下子引起大家的关注”。

　　“科学家不能不接触（环保人士和媒体），越不接触越让人觉得不对劲。”熊蕾说。

　　多年来的“教训”似乎让转基因的科学家们最终要学习传播的手段了。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透露，在国家刚刚批准的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中，包含了很大的公众宣传教育的内容，争取要给公众一个有关转基因的全面、公正的信息。

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附二：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利益悬疑

　　刘鉴强

　　在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存疑的情况下，中国一些科学家大力推动这种产品的商业种植，让人怀疑其中关联的利益

　　12月1日，国家农业部的一个会议静悄悄地结束。官方没有公布会议内容，与会者也三缄其口。但股民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第二天，一支名为“丰乐种业”的股票涨停。“有人要发财了。”一位业内人士说。刺激股民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而“丰乐种业”，被有些股民称为“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

　　中国是否能在近期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这个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上，组成 “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50余位科学家和农业部的官员，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进行了讨论。这项决定如果近期获得农业部的批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1999年，中国进行了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之后，没有再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商业种植。现在，很多科学家相信，中国的谨慎态度有所改变。这个会议，可能成为中国是否种植转基因水稻的转折点。

　　如果得到批准，那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世界将为之震动。”一位长期关注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说。据本报得到的独家消息，在会上，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贾士荣研究员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与其他几种转基因水稻相比，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现在，会议结果已上报农业部。

　　正在此时，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向本报独家透露，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有无健康风险：一个愚蠢的问题？

　　不久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建议，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些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而黄季焜最近几年一直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这个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而12月1日，在北京，绿色和平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份报告由绿色和平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

　　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认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

　　施鹏翔是绿色和平在中国的项目官员，几年来，他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向那些转基因科学家发问：“你们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那么，在你们的实验中，让老鼠吃3个月无害，能说明让人吃50年也无害吗？”

　　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回答：“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

　　贾士荣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正在参与商业化种植申请。他反驳说：“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

　　他举了个例子：这就像汽车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有个国家认为汽车速度太快，不安全，于是立法禁止。但汽车照样出现了，而且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回过头来看，那样的立法就是愚蠢的。

　　他与很多转基因科学家一样，喜欢用这样一种说法：到目前为止，凡是经过科学评价和政府部门严格审批获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没有出现一例转基因食品中毒或医疗事故。而且，包括常规育种技术生产的食品在内，没有一个食品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但施鹏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世界上还没有哪种转基因作物，像转基因水稻一样，将成为人类的主粮。以前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西红柿的安全性，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也是安全的。

　　薛达元研究员也不同意贾士荣的说法。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他自1988年始，一直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谈判活动。他说：“既然你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你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除了使用的安全性问题，一些生态学家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原因还在于担心它会破坏中国珍贵的水稻基库，但贾士荣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我们有环境安全报告，而且，批准时，中国采取慎重态度，一个省一个省地批，确保转基因水稻品种不外流。”

　　但是，作为反对派的薛达元有不同的结论。他曾于2002年和2003年，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虽然国务院已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作出严格规定。但是，这些法规在地方上并未能得到严格实施。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薛达元认为，水稻的管理，难免不会像棉花一样混乱。科学家们所说的加强管理，可能完全是一句空话。

　　薛达元强调，他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但更重视风险评估。“安全和管理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前，那些科学家们为什么要急于商业化生产？”他发出疑问。

　　商业化生产的动力是什么？

　　假如有关争论仅仅围绕安全和管理层面，那么它还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支持转基因稻米生产的科学家们往往把视线集中在这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就反复强调，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水稻，不但农民的收入会增加，因为农药施用量减少，环境也能得到改善。种植转基因水稻符合国家利益，是转基因科学家们的一致说法。

　　但反对派们则把目光透视到了这些转基因水稻科学家的身后，甚至他们的钱袋。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就指出，科学家和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有其他动力：一、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广，并得到好处。二、许多年来，国家科技部门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压力很大，急于出成果，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而绿色和平组织经过调查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转基因技术具有专利权，科学家和生物公司掌握着专利，将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以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在200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总种植面积有90%以上为孟山都的产品。现在全球只有一种转基因大豆品种，就是美国公司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意味着农民要对种子付出专利费用，而且不能自留种子，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绿色和平认为，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中国。在前几年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上，已有这样的例子发生。

　　绿色和平认为，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推动者中，也似乎能看到国际大利益集团的影子。如果中国能打开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大门，那么，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将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既然你们能种转基因水稻，为什么不可以种转基因大豆？”而且，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国家，包括农业大国印度，也将对美国门户大开。

　　9月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一次会议中指出，中国大豆产业应注意避免“拉美化”陷阱。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一家生物公司在发明转基因大豆的最初几年里，曾一度打着“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旗号，免费向南美发放转基因大豆种子。而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习惯于播种转基因大豆时，美国生物公司却又说，凡是今后想继续播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必须向该公司缴纳“产权税”。这时大家才发现，凡播种过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的大豆作物。这些国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国生物公司所设下的陷阱。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说：“有很多组织希望中国跨出这一步。这背后有政治势力，有大的利益集团，方方面面在影响它。因此，这本来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却发展成高度紧张的局面，令国家决策层都在关注它。”

　　科学家的角色冲突？

　　那么，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科学家到底有没有私利？

　　施鹏翔认为，12月2日“丰乐种业”的飞速涨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标本。这个公司曾经发布公告：“本公司决定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

　　如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获得通过，最先致富的是哪些人？“是科学家和他们背后的公司。”施鹏翔说。

　　这样的范例在中国已存在。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手中拥有中国转基因棉花的专利。专利持有人郭三堆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以专利入股，使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拥有这个注册资金8000万元公司股份的33%。一位创世纪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本报，郭三堆本人的股份占6.6%，在最近转让了部分股权后，仍掌握着5%的股份，目前来看，即400万元。 “当然，实际上，远不止这些。”这位负责人说。

　　在此之前，郭三堆曾经批评绿色和平：“他们不懂基因工程，也不考虑农民死活。”

　　而现在，绿色和平批评转基因科学家们：他们关心的并非只是冠冕堂皇的“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也许，他们更关心自己的钱包。

　　绿色和平在调查中，还发现了转基因科学家以及支持者一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大力呼吁转基因水稻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其夫人是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所在的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同时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任职。

　　如果黄季焜呼吁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成功，那么，贾士荣是受益者之一。黄的夫人及其本人是否得益，不由得令人生出一些联想。

　　对此，黄季焜告诉本报，他的大部分支持转基因的文章写于1999年至2001年，而他的夫人是2001年才参与那个公司。

　　而一位科学家则回忆说，黄的很多有影响的鼓吹转基因的文章，是2001年以后才发表的。这与黄的说法有出入。

　　“绿色和平为了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东拼西凑一些所谓证据，非常可笑。”黄季焜说。

　　黄季焜说，他还曾专门提交报告，提出“创世纪”这样的公司不应该如此运作：“科学家创立公司，又是科学家，又有商业利益，是不好的。”

　　对此观点，绿色和平完全同意，可是，施鹏翔说：“按照这个逻辑，黄的妻子是不是也应该避嫌？”

　　而贾士荣则是多种身份的人，他是转基因科学家，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又是创世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董事，有商业利益。而现在，他向自己置身其中的安委会申请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生产。

　　而且，他申请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委托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彭于发来做环境影响评估。而据绿色和平的调查，贾士荣与彭于发是多年的研究伙伴。贾士荣对本报说，他与彭于发的确一起写过文章，反驳“绿色和平” 的“转基因作物将污染环境”的说法。“这有什么错？”他问。

　　他情绪激烈地反驳说：“这是绿色和平在找碴子。我虽然是安委会成员，但我回避，不参加讨论。再说，我能有什么私利？”

　　施鹏翔则提出疑问：“在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如果转基因科学家能保证说，第一，不会成立自己的公司，把种子高价卖给农民。第二，不会把专利高价卖给企业，不会在向农民出售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收取专利费，那么，绿色和平无话可说。”

　　绿色和平之所以持强烈的质疑态度，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技术会被大的跨国公司垄断。但是，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基本上属于国家，与国外不同。”然而，贾士荣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其专利权并不专属于中国人。 12月8日，贾士荣告诉本报，他是通过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征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意来使用这种基因。他在美国的研究伙伴是位于加州的国际热带农业和生物技术实验室。而据绿色和平的调查，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是将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美国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贾士荣的转基因水稻得到批准，美国人将来会不会对中国农民收取专利费用？12月8日，在本报对贾士荣的电话采访中，贾士荣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说：“那是商业化推广，具体再谈。”

　　中国的科学家在此之前经常进行“民族主义”表达，说发展本国的转基因技术，会打破国外大公司的垄断。

　　而绿色和平否定这种说法。施鹏翔说：“那些科学家们自己也说，‘要打造中国自己的孟山都’。从转基因棉花的例子来看，他们要是变成了中国的孟山都，一样会垄断种子，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与孟山都与农民的关系没有差别。”

　　而且，他说：“中国的状况会比孟山都更坏。因为国外的大公司是用自己的钱研发的。而我们用的是国家的钱，研发出来的产品却被科学家排他性地垄断。最后，公众的钱，变成了私人的利益。”

　　绿色和平提出，转基因水稻在科学上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管理上又有很多漏洞，作为对人民负责的科学家，对科学负责的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加慎重？

　　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

　　一位科学家告诉本报，3年前，农业部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结果遭到四五个转基因科学家围攻。

　　“他们攻击别人的武器就是说别人‘不懂?’”薛达元说。没有学术讨论的气氛，只有以势压人，慢慢地，别人也就不敢讲话了。

　　本报在采访中，找到的安委会中的食品安全专家，大部分都不愿说话。有位环保专家告诉本报，转基因水稻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后，对环境肯定有影响，但有些结果还不敢对外公布。然而，他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我们以后还要吃饭呢。”一位生物学家甚至这样说。

　　薛达元认为，目前就转基因水稻的讨论很不正常。“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别人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

　　薛达元是极少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他说，按正常的程序，即便是拿到了安全证书，要进行商业化生产，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区域种植试验，才能进行种子生产。“但那些人想早一点，现在安全证书还没拿到，就开始了尝试。”

　　而且，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那么，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

　　但是，他认为，好在农业部的管理人员头脑还比较清醒，一直比较谨慎，并且希望有些争论。“现在争论太少了。”

　　对于自己的主食将要被改变，中国的大部分公众并不知情。安委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对此的解释是：“那怎么办呢？难道要全民公决吗？普通老百姓的知识背景并不一样。”

　　而施鹏翔说：“这样的逻辑太极端。我们没有要求全民公决，但你的科学报告可以公开。你们的报告不但不向公众，而且不向其他的科学家公开。我们要的是知情制度，而不是全民公决。”

　　施鹏翔认为，如果说普通公众不懂转基因技术，就不得参与转基因决策，只有那一领域的科学家评估自己的产品，那会造成科学家霸权。

　　12月7日，主管此项工作的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这个会议的结果还没出来，还有一些程序要走。”但种种迹象表明，转基因科学家这次似乎占到了上风。贾士荣的抗病转基因水稻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这并非没有争议。

　　12月8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稻科学家告诉本报：“对于白叶枯病，传统育种技术已经成功地解决，而且解决起来非常方便，为什么还要用未可知风险的转基因技术？”

　　据本报得到的内部消息，这个会议的大部分人员支持抗病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但这不是最后的决定，仍需经过部级联席会议的讨论。他们将决定，中国人是否在世界上第一个吃上转基因大米。

http://paowang.com/news/3/2009-01-05/20090105140335.html

[ 本帖最后由 鼻涕耷不流 于 2009-1-6 19:10 编辑 ]

原野随想

呃，好长的“论文”，关乎民生……

紫啸鸫

一个农民，能找到秘密研究中的中科院院士，真让人难以想象．一个局？

紫啸鸫

ＭＤ，当学术后面有政治的背影，有经济利益集团的背影，好事都成了坏事．

祥鹤

小嘴吃天下

好长的稿子。

相信造物主的创作是最最合理的。

个人认为，这样的技术，还应该停留在实验室里。
既然未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就应该经过几个人类的生命周期甚至更长时间的检测，再考虑推广，否则如果演发出无可挽救的恶果，那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时找谁来负责呢？也许那些应该负责任的人早已作古了，可对后代的伤害却在延续。

对这个问题，事关众生，真真是需抱着负责任的态度谨慎对待。

[ 本帖最后由 小嘴吃天下 于 2009-1-7 18:48 编辑 ]

简单的桥

再次拜读，发现一句话，至少我们可以比较近距离地跟踪。
“施鹏翔认为，12月2日“丰乐种业”的飞速涨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标本。这个公司曾经发布公告：“本公司决定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

福建闽丰科技种业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