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世家（转）-不能忘却的历史

随风招摇

<>　　</P>
<>　　02年12月的时候，洞庭湖观鸟大赛后，顺道前往武汉，在武汉大学标本馆看到了很多精美的鸟类标本，很意外地发现不少标本年代久远，二三十年代的比比皆是。当时和唐兆子先生粗略地谈了一会儿，也没有深入地了解。后来上海论坛谈到上海一个标本馆的馆长也姓唐，说起来好像是标本世家。此后对此非常想了解，近日搜索了一下网上资料，下面这篇文章写的还算详细。与君共赏。我国的鸟类学史，故事多多啊。 ___E.T.


http://news.sina.com.cn/s/2004-04-05/10223095255.shtml

典型中年男子 唐门旧梦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05日10:22 新民周刊

　　撰稿／汪 伟

　　我在复旦大学一套光线黯淡的房间里找到了唐仕敏。2004年3月的一个阴天，唐仕敏，这个有着典型的中国南方体形和脾气的中年男子，就端坐在那里。

　　这是两间黯淡的工作室。这是他叔祖父和父亲手创的事业。斗室内，时间仿佛是可以略不计的：三代唐家男丁，数十年光阴，恍若弹指的瞬间。“唐家”，这两个字眼从唐仕敏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意味。

　　外面的世界对他们充满了发现的惊奇：唐家，标本世家；遍布中国南北的高校、研究机构和博物馆内，都曾散落有这个家族的成员。19世纪以来的100多年间，他们以祖传的秘而不宣的技艺，凝固了无数生命某一时刻的姿态和目光。死亡在这个家族眼里，仅仅是另一种存在的开始。

　　起点

　　和每个传统深远的家族一样，那些传说的开始总是起源于某些偶然的机遇。

　　唐家第一次接触到标本制作的人，是唐仕敏的先人，一位叫做唐春营的猎手。传授这项技术给唐春营的，是一位名叫拉都胥(T.D.D.LaTouche)的英国人。

　　自从1861年英国人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海关管理权之后，英国驻外官僚就源源不断地被派到中国，在中国各地海关担任税收官员的职务。拉都胥是英国众多驻外官僚中的一个。他的任职地在中国东南的福州。

　　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情景看，这位英国人对自然科学有着强烈兴趣。19世纪末的某一天，在福建一家洋行里，拉都胥看到了一批被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的妇女视为珍奇之物白鹭翎羽。这些美丽的翎毛让拉都胥十分惊奇，于是打听它们的由来。

　　洋行老板告诉他，这些羽毛是一位唐姓的闽江当地猎人出售的。几天后，拉都胥辗转来到<FONT color=#ff0033>福州城郊的魁歧</FONT>。他在这里找到了那位出售羽毛的猎人，唐春营。

　　素昧平生的拉都胥热切要求唐春营带他到闽江上观看当地的风物。唐春营精湛的捕猎技巧让拉都胥惊奇不已。此后，拉都胥就频频造访唐家，要求唐春营为他采猎当地鸟兽。他教给唐春营制作标本的技术，使这些鸟兽得以留存。

　　这次邂逅实现了一个欧洲人的奇思异想，也改变了一个东方家族的命运。3年后，拉都胥调任广东汕头，相约唐春营一同前往。作为家长，安土重迁的唐春营婉谢了拉都胥的邀请，只是派长子唐旺旺随其同行。唐家后人回忆，拉都胥一直在闽粤两地任职，唐春营的儿子们充当他的助手，为他制作了大量标本。其中唐旺旺更是长期追随在拉都胥左右。

　　1930年代，拉都胥在欧洲出版了他在中国东南多年的研究结果，一本叫做《华东鸟类手册》的书。这本书验证了唐家后代的说法：书中关于中国东南地区鸟类的记载和描述，正是依据了唐家制作的标本。在《华东鸟类手册》的扉页上，有一张唐家的全家福照片，见证了拉都胥与唐家深厚的友谊。

　　开枝散叶

　　动荡不安的20世纪里，唐家的子弟在苦难深重而又辽阔无边的土地上辗转时发生的故事，湮没在了无数家族曾共同经历过的那些灾难岁月之中。

　　唐春营是唐家制作标本的开始。他的6个儿子中，至少有5个学会了制作标本的技术。

　　标本制作工艺在唐家世代相传，制作技术日益精湛。一代代唐家男子又根据自己的经验，打磨和完善了唐春营开创的技巧手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家族工艺。

　　1906年，上海的亚洲文会博物院和震旦博物馆聘请唐春营的长子唐旺旺赴沪，制作动物标本。这是唐家在专业研究机构和上海任职的开始。这也是唐家后人足迹遍布中国的家族性迁徙的开端。

　　唐家迁徙的一个背景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科学的倡导，高等院校和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现代科学改变了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角度，也改变了唐家的命运轨迹。家族技艺由此参与见证了中国现代自然学科、尤其是生物学科的发展轨迹。

　　唐启秀，唐春营的四子，唐家第二代中另一位高手，“五四”运动后，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的标本员，成为鸟类研究专家。有文献可查的记录中，这是唐家第一位现代生物学科学者。1928年，唐启秀远赴武汉，任职于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唐家收藏的许多标本也随他运至武汉。

　　此后的几十年间，唐启秀和儿子唐瑞昌创建了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目前由唐瑞昌之子唐兆子主持的武汉大学动物标本室，规模种类仅次于中国社科院。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

　　<B>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福州成为战场，早已开枝散叶、人数众多的唐氏家族远走避乱，从此四散。唐家的标本制作技术也随之在中国更广大的区域内得以流传扩散，并开始和其他标本制作流派交流沟通，互相取长补短。
</B>
　　到1949年之前，有文献可查的唐家第三代的标本制作高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唐家子弟进入高等院校。其中的佼佼者如唐瑞昌参与创建武汉大学标本馆，唐瑞金、唐开品曾任职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唐瑞千曾任职莆田博物馆和福州协和大学，唐善康则担任了复旦大学标本采集和制作的专业人员。唐瑞芳等多人任职于上海自然博物馆(现已并入上海科技馆)。

　　1949年之前，动物标本制作界并非一直唐家独大。曾几何时，有“南唐北李”之说，李家即是华北制作动物标本著称的李树方家族。

　　唐仕敏不愿评价先人和前辈的差别，只说李家技法源自日本，他这一辈人出道时，李家已经没落。唐仕敏的弟弟，主持上海师大动物标本室的唐仕华说，他后来习得了日本制作技法，比较下来，此法最大的特点是制作的鸟类标本胸部比较饱满。

　　1949年之后，唐家的后代又长期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京和福州等地任职，子承父业，薪火相传，诸多不乏神秘色彩的标本室、博物馆里，烙上了唐氏家族深刻而隐秘的烙印。

　　在上海，仍在工作的“唐门”全已是第五代传人。在上海的东北角，唐仕敏主持着复旦大学的标本室。在上海的西南角，他的弟弟唐仕华主持着上海师大的标本室。堂弟唐思贤是华东师大生物系的教师。

　　梦里花落知多少

　　复旦大学那个小小的标本室曾得到老校长陈望道的赞赏。复旦的老先生们说，每有外宾来到复旦，陈望道必邀其参观唐家制作标本的神技，视之为复旦的骄傲。

　　唐仕敏的父亲唐子英1950年代追随叔父唐善康进入复旦大学，协助老迈的唐善康创建标本室。1980年代，“ 上山下乡”后回到上海的唐仕敏又追随父亲进入复旦，主持两代唐家前辈的结晶。2003年，唐仕敏50岁，到这一年，他在他父亲和叔祖父创建的标本室里整整工作了20年。

　　记者来到上海师大已有诸多荣誉、宽敞明亮的陈列馆中，各种表情凝固着的生物突然出现在面前，不熟悉这种景象的人不免心惊。唐仕华对复旦大学黯淡的标本馆表示了高度的尊敬。在他眼里，兄长主持的标本陈列馆似乎是难以超越的。

　　唐仕敏说，20年来，他只是祖辈事业的守护者，而非创造者。虽然标本室里的标本数量还在缓慢增长，但自从中国 1985年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野外采集标本工作就渐渐停顿下来了——这个标本室的发展本身，见证了中国环境政策变迁。

　　1985年以后，用来制作标本的动物，主要源自动物园。一个小小的问题是，家族的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专业的标本制作厂的冲击，产业制作的流水线生产使手工作坊式的制作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

　　唐仕华多年保持了一定数量的制作，以免技艺生疏。他不将产业化的制作看成问题，因为标本不仅是制作，还有保养、管理和研究。“标本是唐家的事业”，事关家族荣誉。

　　一个标本厂的工人不会像一个唐家的后代，长久关注自己周围的世界的变动，这种观察是唐家事业隐藏不显的一部分。五角场，复旦大学大学所在地，上海东北角一块面积约40平方公里的地域。2003年，唐仕敏发表了一篇论文《城市化对上海市五角场地区鸟类群落的影响》。其中的数据来自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多年积累。

　　1950年代，五角场还留存有数量不少的原生树林和沼泽地。此后的50年间，原生树林、沼泽地和鸟类大面积减少。1990年代，81.8％的涉禽，100％的游禽、46％的林区鸟、73.7％的灌丛鸟、85.7％的农田林居鸟和66.7％的池塘岸边鸟，从五角场地区消失了。曾经的雁鸭类越冬地，现在放眼望去，只见密密成排的建筑，围墙内的工地，高高的打桩机和大型吊臂。深夜梦回，唐仕敏唯觉物是人非。他觉得1980年代的校园更具有诗意，人类和鸟类的共处更加和谐。财务科门前的树上曾有两只夜莺筑巢，原生的绿化树掩映着青瓦红墙，人来人往，鸟儿自顾筑巢、觅食、嬉戏—— 这常常回到唐仕敏梦境的景象，真正成了一个遥远发黄的旧梦。

　　“你坐车经过上海的高架路了吗？绿化带看到了吗？四季常青，好像很美，其实有很多伤害是看不见的……不，不是对人的伤害，是对鸟儿的，对树的，甚至是对老鼠的……”上海园林局曾向唐仕敏咨询，为什么城市绿地中的鸟类数量有限？唐仕敏告诉他们，绿地多数种植不多的几个外来植物种类，影响了绿地的生物多样性，某些位于鸟类的食物链下端的虫子消失，是一个原因；春夏之交的时候，园林部门在绿地上喷洒农药，杀灭虫子，也造成了对鸟类食物链的破坏。城市可以规划建筑得整整齐齐，但自然是以参差不齐的多样性为前提的，这是不能规划建筑的。

　　江山行

　　1949年后的科技史上，出现过两个科学考察频繁期。一次在1950年代，正逢鼎盛时期的唐家后代，一度惊人地占据生物学科考队伍总人数的半壁江山；另一次在1980年代，唐仕敏躬逢其盛，几乎走遍了南中国的土地。

　　这曾是他的祖先足迹所到的土地。从浙江而福建，自广东而广西，家族神秘的血统蒸沸氤氲，唐仕敏的考察如同寻根，100多年来南中国土地上种种沧海桑田的变化，家族隐秘线索中的物是人非，唐仕敏日复一日体验着惊奇、欣喜、感伤、黯然交集的复杂情感。

　　作为一个学者，唐仕敏往往是悲观的。这样的悲观常从细节中袭来。

　　一次是在天目山。山中有古寺。一进山门，可以看到无数鸟儿在庙宇旁边繁衍生息，从不怕人。这种天地人和的景象给初到的唐仕敏非常深刻的印象。天目山中还有古树，树龄长达八九百乃至千年，树种珍稀。林业部门为了保护树林，常常洒药灭鼠灭虫。数年后唐仕敏再去，不仅没有鸟，“连老鼠都看不到了”。“老鼠不来，蛇就少了，猫头鹰也不来了。道理很简单。”

　　唐仕敏不知是谁之过，心中失落之极。

　　一次在武夷山。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跨地方圆60公里，其中禁柴禁猎。然而，就在武夷山下的街道上，贩卖野味的摊贩一路摆开，长达百米。野猪、獾、蛇、野鸡，无一不有，其中不乏珍稀物种。摊贩辩解说，这些动物虽然也是来自武夷山，但是并非捕自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如此之大，动物又不知道一出保护区那道看不见的警戒线，就有性命之虞，怪得谁来？

　　唐仕敏点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之际，看不出他脸上的喜怒哀乐来。武夷山在福建，那里是唐家的故地，祖先埋骨之所，中国人讲的“血脉所系”。

　　还有一次在广西梧州。在老山中越口岸，一队队挑夫挑着一笼笼、一筐筐青蛙和其他动物，轻盈敏捷地从唐仕敏眼前经过。野生动物交易昌盛繁荣，唐仕敏心下黯然。在广东，唐仕敏的学生无意中吃过一次鼠肉，事后问及唐仕敏，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顿时脸色发白。许多人吃惊于唐仕敏看到学生吃鼠也能面不改色，殊不知，唐仕敏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他想起1980年代在广西大瑶山，唐仕敏进山考察蝙蝠，步行三天后发现大山林立，惊险无比，走无可走，只好步行出山。或许只有这样的深山之中，人和其他生物的对立才不显得那么触目惊心。

　　然而这些都远了。

　　唐仕敏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进了银行。唐思贤的孩子还小。唐仕华的孩子正在上海师大数理学院读大二。唐仕华试探过儿子的心思，但是孩子对寂寞的学院生活显然有心理隔阂。

　　“不管怎样，我要让他学会做。”唐仕华说，这是个实际的问题。

　　唐仕华的“生物应用技术”是一门在生物系本科生的必修课，10年前，讲授这样的课程对唐家兄弟的心理还是一种考验。

　　<B><FONT color=#0909f7>唐家见证中国现代生物学科发展的方式是独特的。技艺只有体系化地纳入教育领域才能扩散和流传，这是欧洲工业革命前后的科学思潮最重要的遗产和原则。然而在中国，动物标本制作技术的扩散不是以教育而是以一个家族男丁的迁徙来实现的。
</FONT></B>
　　“家族传承是保守的，但是现在唐家的制作技术已无保守可言。”唐仕华说。每年，唐家兄弟在课堂上轻描淡写地指点种种看似平淡的诀窍，实际都是几代积累下来的精华。然而课堂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唐仕华十分迷惑地发现，他在少年时代家长随意点拨后就能掌握的技巧，现在他耐心地说上十遍，学生也不能很好地领会。

　　“标本唐家”的光荣似乎日渐淡远。在书本、橱柜和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的包围之中，似乎只有梦想能够穿越那些光线黯淡或明亮的房子的墙壁，那父辈和祖辈的光荣的茧子，还有20年黯淡的现实和心情。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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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son

<>嗯,唐仕敏老师的严谨和热情在去年的冬天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还说可以给我做个小鸭子的标本的</P>

随风招摇

<>　　福建师范大学的唐兆和老师也是唐家子承父业的后代与中坚者，他对我们观鸟会的教益颇多，象青竹、BIO、姜太公等观鸟会早期朋友都曾和他在葛岭镇桃花溪畔一起看过鸟；而没有他的指点，我们福建省观鸟会在今年初春也不可能发现福宁湾的黑脸琵鹭群。</P>
<>　　转贴这张贴子，是因为其中渗透着人文传统的厚重，一个家族延续着一项事业，也因为这项事业，这个家族扩散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有机会我们还请唐兆和老师给我们上上课，也说说老唐家的历史。</P>
<>　　西风东渐，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肇始，却源自于传教士的舶入，这是一种无奈与悲痛中的历史选择，对于这种无奈，我们领受；对于这种悲痛，却应渐有奋起之意，所谓引以为豪的人文传统最终是可以解决人间个体内心的苦闷的，然而却无法超度整整一个落后民族的命运沦迫。</P>
<>　　需要一种属于并融入民族精神的自然科学意识的世界观。</P>
<>　　</P>

poison

    一直以来国内的鸟类研究就有着闭门造车之虞. 而象唐氏一族这样一直坚持野外的科考实在是很难得的.<>     去年冬天唐仕敏老师在鄱阳湖一待就是半月有余, 天天都是坐着渔船在湖里, 是真正地风餐露宿.相信老虎还记得冬天的鄱阳湖的气候是如何恶劣.而年过半百的他一路上谈笑风声, 并很耐心地向我们传授他的所知所学, 真正是受益颇多.其中南矶山的常湖出现的大群鹤鹬, 因为天气原因无法细看误认为红脚鹬, 今年春节后他再来时一下车就谈到这个问题, 其对自我的治学的严谨让我们从心底里敬佩.</P><>      相信有了更多鸟人的加入,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野外资料, 也只有这样观鸟在娱乐自己这外才有了它真正地意义.</P>

紫啸鸫

多次和唐兆和老师请教，受益菲浅，他不仅具有非常精深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具有非常直接有效的实践知识，竟他点拨，我们很容易的记住原先认为非常难认的鸟的特征，真是高人啊！

台灣紫嘯鶇

真希望能與前輩多多相處和學習[em02][em02][em02][em02][em02]

小睿

呵呵，看来小睿还是幸运的，已经多次和唐老师出去观鸟。

紫菜

虽然只有一次和唐老师出去观鸟的经验，但让我记忆尤新。真是幸运

随风招摇

<>近代西方人对武夷山的生物学考察[1]</P>

<>罗桂环  </P>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P>


<>摘  要 闽西北的武夷山是一座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名山。自19世纪下半叶法国传教士谭微道在那里收集到许多动植物新种之后，它就引起了西方生物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有众多的外国博物学者到过那里进行生物学考察和收集。他们从武夷山的挂墩一带收集过数量众多的动植物标本，其中有大量的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和昆虫是此前未被科学描述过的新种。从这里采集的动物学的标本后来有数百种成为模式标本。20世纪前期分别由英国和美国出版的《华东鸟类手册》及《中国的爬行动物》等有影响的著作，都与这一地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为上述原因，武夷山逐渐成为动物研究者的圣地而为世人熟知。</P>
<>关键词：武夷山；西方；生物</P>
<>中图分类号：O15</P>
<P>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P>


<P>武夷山是我国东南的一座名山，坐落在福建和江西两省的交界处，蜿蜒数百公里。在福建境内的武夷山有“奇秀甲东南” 的美称，以风景优美而久为人知。武夷山地势高耸，其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是我国大陆东南最高峰。这里众多的山峰和峡谷构成非常复杂的地形。由于山峰海拔较高，形成一个天然的气候屏障，在冬季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在夏季则保存了大量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团，使这里发育着大片完好的绿叶阔叶林。森林覆盖率达95%，天然植被是东南地区保存最良好的部分。同时，这里又是植物区系发生的北极植物区和古热带植物区的交汇处。加之，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气候类型和不同的生态条件，因此，不但植物垂直分布带明显，而且南北两面不同类型的动物种类也特别多。动物地理方面很有特色，既有很多属于东洋界的动物分布，而且也有不少属于古北界类型的动物种类。从19世纪以来，这里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著名。尤其是今天被列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区的挂墩、大竹岚、三港一带海拔一千多米的地方，更是收集动植物标本的理想处所。这里的兽类、鸟类、爬行动物和昆虫种类异常丰富。据有关专家介绍，武夷山有分属191个科的高等植物约1800种，其中有上了中国植物红皮书的银杏、鹅掌楸、南方铁杉等22种。哺乳动物有约100余种，占全国同类动物的四分之一；其中有虎、豹、毛冠鹿等珍稀兽类。鸟类有400余种，约占全国同类动物的三分之一，其中仅挂墩附近就记载有160种，其中包括白鹇、黄嘴角鴞、挂墩鸦雀等40余种本地发现的新种。有两栖和爬行类动物约100余种，被称作“角怪”的崇安髭蟾、蝾螈、三港雨蛙、大头平胸龟、丽棘蜥等都是世界罕见的特有种。还有鱼类30余种。这里的昆虫尤其多，我国有32目的昆虫，这里采到的有31个目，种数估计可达2万余种 [1]。</P>
<P>近代西方人和中国接触不久就知道武夷山，当然，他们当初知道这座名山不是因为那里风景秀丽，也不是因为那里生物种类繁多，而是因为那里出产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武夷茶的缘故。因此，近代西方人称武夷山用的是武夷茶的名称——Bohea[2]。不过，用这个名称主要指的是武夷山风景区或称为小武夷山的那块地方，因为那里的九曲溪畔是著名的红茶产区。</P>

<P>1        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人在武夷山的收集</P>

<P>最早到武夷山那一带收集过生物标本的人是英国的园艺学者福琼（R.Fortune 1812-1880）。他去的是今天武夷山风景区那块地方，而且是被那里的茶叶生产吸引去的。此人曾于1843年受英国园艺学会的雇用来华收集园林植物，并在那以后的两年中到过浙江的宁波和福州一带的茶园了解过茶叶的生产情况。出于这个原因，他被试图在印度发展茶叶生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看中，1948年他受该公司的雇用，第二次来华，主要是收集茶种和茶苗送到印度。1849年5月，为了收集最好的茶种，福琼决定自己去一趟驰名中外的武夷山红茶产区考察收集。他先从此次的落脚点上海到浙江绍兴，然后到百官，并雇了一条船进入钱塘江，溯江而上，经严州、兰溪、龙游、衢州，进江西境内的玉山，再到广信（上饶），从广信循道往西南到一个红茶大集市河口（铅山），然后继续向南到达武夷山区。在闽赣两省交界山道旁,福琼收集到不少野生植物。这些植物后来被带到上海，先暂时存放在英国商人比尔的花园中，后来送到欧洲。他从那里引进的植物包括很有观赏价值的经济植物乌桕。</P>
<P>福琼进入福建境内后，先在红茶产区外围作了一番考察，然后经崇安西侧,来到风景秀丽的武夷山，置身在西方久负盛名的“武夷茶”产地。在那附近茶区了解了有关茶叶的种植和生产情况后，他还参观了一些庙宇，最终来到景色宜人的九曲溪畔，并在那里住了三天。那里出产最好的的红茶亦即“小种红茶”和“白毫”，福琼不失时机地调查了茶叶的种植和生产资料。经过数天的考察和茶苗收集之后，他往东经石陂街去了蒲城。蒲城也是一个茶叶产销中心。在了解当地的茶叶产销情况后，他往北进入浙江，经廿八都、峡口寨、清湖镇到江山，沿富春江出浙江到上海[2]。</P>
<P>在福琼之后，还有一个英国人叫班德瑞（F.S.A.Bourne）的到武夷山风景区的武夷宫一带旅行，在那里采集过润楠等植物标本。他还在当地看到过特产于这里的四方竹，是最早见过这种活植物的西方人之一。</P>
<P>第一个在武夷山进行大规模生物学考察和生物学收集的西方人是法国传教士谭微道（A. David）。这个传教士在江西九江收集生物标本时，从当地的传教士那里听说与江西毗邻的福建是一个动物种类非常丰富的地方，于是在1873年的秋天，从江西前往福建。并于当年10月初到闽赣交界的王毛寨，随后进入了福建西北地处武夷山区的崇安，并在一个叫挂墩个小山村的传教点住下，这块地方是今武夷山自然保护的核心区域，海拔1800多米，天然植被保存非常完好，位于上述武夷山风景区西北约70公里。</P>
<P>他们一行在此发现许多新种，包括少见的只在我国有少数几个地点呈间断分布、当时未为人知的猪尾鼠属的猪尾鼠(Typhlomys cinereus)第一个标本[3]，以及大足鼠和红腹线鼠的标本。他在那里收集的鸟类新种也不少，包括一种地方性的鸟类土著种挂墩鸦雀( Paradoxornis dividianus)，以及棕噪鹛（Garrulax poecilorhynchus berthemyi）、赤尾噪鹛(Trochalopteron milnei)、白眶雀鹛(Alcippe morrisonia)、褐雀鹛(Alcippe brunnea superciliaris)、灰头鸦雀(Paradoxornis gularis fokiensis)[4]等等。在武夷山区他还采得五岭龙胆(Gentiana davidi)、日本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和香榧(Torreya grandis)[5]等不少新种植物。后来由于这个传道士在这里病入膏肓，濒临死亡[3]，不得不放弃收集，后来取道上海回到法国。由于他在那里采集所获的动物新种不少，引起西方生物学界的重视，挂墩因此名扬海外，成为后来一些博物学家向往的地方，客观上为这里成为模式标本的圣地打开了序幕。</P>
<P>受谭微道在挂墩采集到不少鸟类新种的启发，在我国海关税务司任职的英国人拉陶齐(J.de La Touche)利用在福建任职的机会到武夷山区收集动物标本。1896至1898年间，他和另一位叫里科特(C.B.Rickett)的鸟类学爱好者，到挂墩和大竹岚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动物标本收集工作。那时武夷山区有不少猎户常利用农闲时间捕猎各种鸟兽增加自己的收入，其中有一家姓唐的猎户手艺很出色，拉陶齐于是长期雇用这家给他们在野外采集标本。他们在那里收集到橙背鸦雀（Paradoxornis nipalensis pallidus）、褐头凤鹛(Yuhina brunneiceps pallida)、北蝗莺(Locustella ochotensis pleskei)和高山短羽莺(Bradypterus seebohmi melanorhyncha)[同4,692、706、726、730]等许多鸟类新种。还收集到金猫(原猫 Felis temmincki)等猫科动物和缺齿鼹(Mogera robusta)等各种食虫目动物，以及管鼻蝠(Murina leucogaster)、马蹄蝠、斑蝠等翼手目动物和竹鼠、松鼠等多种啮齿类动物[同3, 30-186]。其中也有不少新种。此外他们还收集到各种甲虫、蝴蝶和蜂类等不少昆虫标本[6]。在那期间，还有一个叫斯特扬（F.W.Styan）的英国人也在挂墩收集过动物标本，其中有胡氏管鼻蝠（M. Huttoni）等兽类新种[同3，274页]。他们收集的标本后来都送到英国自然博物馆。随着有关研究成果的发表，这里因鸟类和昆虫类型的丰富进一步引起世界生物学界的瞩目。</P>

<P>2  20世纪前期西方人在武夷山的收集</P>

<P>20世纪初，在我国上海居留的英国医生斯坦利(A.Stanley)也开始留意武夷山区的动物。这名医生是一名业余动物学爱好者。1906至1921年，曾任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馆的负责人。在这期间，他曾设法在我国南方收集到不少爬行动物标本。这些标本大部分来自福建，有相当数量是1916年以前在挂墩雇人采集的。其中一些标本被送到英国自然博物馆，含数新种[7]。亚洲文会的博物馆在驻华的西方人中有较大的影响，随着馆藏动物的展出，武夷山丰富的爬行动物种类逐渐引起西方人的重视。</P>
<P>1921年，刚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的美国生物学者蒲伯（C. H. Pope）参加了当时由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组织的中亚探险队，到中国东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动物尤其是爬行动物的收集。1925年4月，他到当时已颇有名气的福建西北部山区采集。他先到闽北的延平（南平），在距离城镇约25里的一个深长而宽阔的山峡中收集了一个多月，即得27种类型的蛇、20种蛙和约12种蜥蜴，这使得他大为兴奋。他在延平的采集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当地采集员的帮助下，收获非常可观。除两栖爬行类之外，还采集得大量的哺乳类和鱼类动物标本。后来于6月初他离开延平到了武夷山风景区，他很快发现这里的人对帮他采集标本没有兴趣，而且那块地方对于许多大型的野生动物而言，海拔太低，覆盖的植被不够理想。虽然他发现那里有“山羊”（当是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和豪猪等一些适应灌丛和丘陵次生林的兽类，但不是理想的动物收集场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那块地方的地质学意义大于生物学的意义。因此在6月中旬继续往西北到了武夷山区较接近主峰的挂墩一带。因为那里不但海拔高，而且原始森林保持良好，更因为谭微道、拉陶齐等人的采集早已名闻遐迩、被誉为动物学家采集标本的天堂[4]。</P>
<P>蒲伯很快到了这个神奇的地方。由于长期与外国动物收集者打交道，那里的居民不但善于采集动物标本，而且还有剥制标本的行家里手。他到达不久后，居民就开始给他送来一些爬行动物的标本。蒲伯随即雇用了几个人帮他狩猎、收集和整理各种动物标本。他后来住在三港，想要的动物很快就由村民帮他收集到了。其后村民陆续又给他送来大量的各种动物标本。到7月中旬，由于脚病，又想在福州沿海地区做些收集，蒲伯暂时结束了这里的采集。</P>
<P>蒲伯离开挂墩往南去了福州，在该市东北的鼓山等地作了数日的旅行和收集。后来又到福清，在一个寺庙周围的山区采集，所得与延平的动物种类约略相等。进入10月后由于天气渐冷，两栖和爬行类的动物进入冬眠，已经不好采集。所以他在哪里主要进行哺乳动物收集。</P>
<P>1926年4月下旬，蒲伯又返回到武夷山的三港和挂墩，他原先的那些助手已经很熟悉标本采集和制作，他也能自如地到野外实际考察、收集。他在那里采集了5个多月，做了他自认为最成功的工作。后来他又到福清收集，试图在那里猎获一只老虎的标本，但由于不够走运，尽管有一次曾发现一只老虎，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他收集到45个不同类型的兽类标本，其中包括多种的蝙蝠、啮齿类动物、香猫、野猫、獾、狐狸、猫鼬、鹿和猴子；还有大量的蛇、蜥蜴、许多罕见肥螈（Pachytriton brevepes）和各种类型的蟾蜍和青蛙，以及众多各种类型的鱼类标本[8]。</P>
<P>1926年，英国标本商史密斯（F. T. Smith）在几个外国人组建的一个“中国科学和艺术会”[5]的资助下，率人到武夷山挂墩一带收集动物标本。与他同行的有一个英美烟草公司风情图片部的摄影员。挂墩自谭微道在那里采集得不少奇异的动物标本后，拉陶齐和蒲伯在那里的采集又获许多新种，是著名的模式标本产地。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他们也希望在此扬名。他们于1月份先到福州南面的福清，在离城镇约20里左右的海口镇等地收集到水獭等一些颇有价值的动物标本。还到福清海边考察和收集，看到野鸭、天鹅和其它各种迁徙的水禽。并在那一地方拍摄了不少风景图片。在福清他们遇到前面说到的美国学者蒲伯。蒲伯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当地所见的动物种类和他上一年去过的闽江一些地方，以及他的动物收集情况。他们在福清收集了一段时间后，到了福州，往北沿闽江继续前行。那个摄影员沿途拍摄了当地的生活场景、野生动物、闽江沿岸各处美丽的山光水色。到建阳后该摄影员返回上海。</P>
<P>史密斯他们在5月中旬到达三港，在那里再次遇到蒲伯。后者已经在那里收集了将近一个月。蒲伯给他们介绍了武夷山三港等地的动物种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百姓捕捉动物的方法。三港离挂墩还有20多公里，是外国人到武夷山采集动物标本的一个基地。后来史密斯和他的帮手及雇用的两个猎手进一步深入到挂墩。不巧的是，当地恰逢茶叶收获季节，当地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们打猎；另外，当时也是正植物生长季节，植被特别浓郁，林中的动物很难被发现，不适合狩猎。秋天的9到11月份草木开始凋零才是狩猎的好季节。所以尽管他带去的猎手很勤快，获得的各种动物还是远不如他们期望的那么多。不过，一个月下来他们还是得到兽类、鸟类和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约280个。尽管数量不是很大，他们发现这里动物种类确实很多，不愧是中国最著名的模式标本产地之一，因为他们所得的标本80%是不重复的。其中较有意义的兽类包括两只猪鼻獾(Arctonyx collaris)、两只短尾猴（Macaca speciosas），一只猕猴、一只金猫(F.temmincki)以及狸猫、竹鼠(Rhizomys sinensis)和一些有较高价值的啮齿动物；鸟类包括角雉（Tragopan caboti）、白鹇(Lophura nycthemera)和一些不寻常的鸟，以及一些罕见的蛇、蛙。他们注意到那里的黄麂(小麂 Muntiacus reevesi)很多，并弄到标本。此外他们还收集得五六百种甲虫标本[9]。</P>
<P>可能受拉陶齐和史密斯昆虫收集工作的影响，1937至1939年间，德国人克拉帕里奇（J. Krapperich）到武夷山区挂墩、大竹岚一带收集昆虫标本，所得标本不下于16万号[同6, 27页]。另外一个德国商人豪恩（H.H?ne）也在武夷山采集过不少昆虫标本。由于这两个德国人在那里收集到如此大量的昆虫标本，使西方人开始注意到那里简直就是一个“昆虫的世界”。</P>

<P>三．西方学者对武夷山动物的研究</P>

<P>谭微道在武夷山采集到的动植物标本都送到巴黎自然博物馆。其中兽类标本主要由巴黎大学的动物学家爱德华（A.Milne-Edwards）[6]研究发表。他所采集的鸟类的研究结果，见于他与奥斯塔莱特（M.E.Oustalet）合作的《中国的鸟类》 [10]一书中。他在那座名山的这两方面的成果无疑对后来前往挂墩等地的采集者有重要的促进作用。</P>
<P>拉陶齐根据他在武夷山区的采集所得，发表大量关于我国鸟类的研究论文，后来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东部的鸟类手册》[11]。此书主要记述我国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分的750个种和亚种鸟类。此书被西方人认为是继谭微道之《中国的鸟类》以后，有关中国鸟类学方面较好的一本专著。其中由不少是采自挂墩等地的新种。谭微道和拉陶齐等人的鸟类专著使人们逐步注意到武夷山是一个鸟类的王国。拉陶齐采集的昆虫标本后来主要送到英国自然博物馆，经有关专家整理发表后，人们开始注意那里丰富的昆虫种类。</P>
<P>蒲伯在武夷山采集的动物不久就由他在美国的一些同事进行研究整理。鱼类标本由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尼可尔斯（J. T. Nichols）研究发表，含6个新种。他采集的两栖和爬行类动物部分由施密特(K. P. Schmidt)研究。后来他自己又进行研究整理，最终结果反映在他所写的《中国的爬行动物》[12]一书中。他认为三港和挂墩的爬行动物特别丰富，含蛇类35种，蛙类24种。其中有6种是没有进行过科学记载的新种。蜥蜴有9种分属6科，蝾螈种类较少，只有两种。他估计当地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可达80种。他甚至认为那里是研究中国爬行动物的“钥匙”。</P>
<P>英国标本商史密斯收集的标本大部分被送到美国华盛顿自然博物馆（史密森研究院），部分留在上海亚洲文会的自然博物馆。他们收集到的短尾猴曾被一个美国动物学家定为新种，但后来似未被认可。克拉帕里奇等人收集的昆虫标本量大，新种很多。1938年到1939年间，德国昆虫学家克拉德加（A. Caradja）根据他采集的标本发表的螟蛾新种就有100多个；后来另一德国昆虫学家于1958年根据他采集的标本发表这一地区的象鼻虫370种，其中228种为新种；1973年昆虫学家弗雷（Frey）又发表金龟子28种[同6，27页]。当然，他们描述的还仅仅是标本的部分，但已经足以揭示出武夷山区的昆虫种类确实十分丰富。</P>

<P>近代西方人在武夷山的生物考察和在华其它地方的考察一样，都有其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就根本上而言，是我国落后的一种具体体现。一方面我们国家被迫对外开放后，西方人逐渐可以随心所欲地到想去的地方旅行，收集他们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近代生物学发达早，对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标本扩充知识充满兴趣。美国人后来在三港设立的一个教堂，几乎成为外国收集者的一个很好的常驻标本采集基地；而挂墩的传教点更是西方人在此深山采集标本的良好落脚点。当然就具体的收集者而言，他们也体现出当时英国商人[7]特有的精明和冒险精神；法国传教士特有的机敏和顽强；美国人善于利用金钱雇人为我所用的特点。</P>
<P>西方人对挂墩周围山区的生物学收集和研究工作，揭开了这里作为一个罕见的物种基因库的面纱。挂墩、大竹岚、三港也因此蜚声中外。如今只要是搞动物区系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哪个人会不知道上述地方，因为它们是产生模式标本的圣地。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博物馆，如巴黎自然博物馆、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柏林自然博物馆，纽约自然博物馆、华盛顿自然博物馆和上海自然博物馆[8]都有大批产自那里的动物标本。而且其中有数百种动物模式标本。随着我国学术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武夷山于1979年终于被设立为自然保护区。国人终于意识到这个罕见的物种基因库的价值。显然前此西方人的工作也为成就它作为世界的“自然遗产”早早地建立了良好的氛围和深远的影响。但这其中也包含着近代中国生物学者的慨叹和心酸，并折射出近代中国生物学发展的艰难历程的缩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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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P>
<P>作者简介：罗桂环，1956年生，福建连城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P>
<P>本文在写作时，承蒙西北农林科大的周尧教授告知有关Krapperich的资料，作者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P>
<P>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资助项目（编号：KJCX2—W6）</P>

<P>[2] 这个名称据贝勒说是地方的方言，见：E.Bretschneider,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Leipzig, 1962,p.411.我觉得可能是当地人称呼本地产的红茶——“白毫”的译音。</P>
<P>[3] 已故张孟闻教授说谭微道“终老是乡”是不确的（见其所撰：“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载：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8（6）16.）</P>
<P>[4] A.C.Sowerby, Travel and exploration, The China journal, 1926,4(4)176</P>
<P>[5] 1923年成立。</P>
<P>[6] 这位学者当时兼巴黎自然博物馆馆长。</P>
<P>[7] 福琼、拉陶齐等本质上都是商人。</P>
<P>[8] 亚洲文会自然博物馆并入其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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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文华，赵献英，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48-54页</P>
<P>[2] Fortune, R.,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nd the British Tea Plantations in the Himalaya, London: John Murray, 1853, 125-247.</P>
<P>[3] G.M.Allen, The 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 New York: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38, preface</P>
<P>[4] 郑作新，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641. 653.680.684.707。</P>
<P>[5] M.A.Franchet, Plantae Davidianae, Tome 1, Paris: G.Masson, Editeur.1884, 211,291, 293.</P>
<P>[6] 王思明、周尧，中国近代昆虫学史，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26</P>
<P>[7] Sowerby, A.C.,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Jour. N. C. Br. R. A. S., 1916,Vol.53, p.15.</P>
<P>[8] Sowerby, A.C. Travel and exploration, The China journal, 1926,4(4)176</P>
<P>[9] Smith, F.T. ,The Fukien scientific expedition, The China journal, 1926,5(3)128-131</P>
<P>[10] David, A.,et M.E.Oustalet, Les Oiseaus de la Chine. Paris：Libraire de L’acadécmie de Médecine 1877.</P>
<P>[11] La Touche, J. D.D.,  A Handbook of Birds of Eastern China. 1: 1-500, 1925-1930; 2: xxiii,1-566, 1931-1934. London: Taylor and Franeis. 1925-1934.</P>
<P>[12] Pope, C.H.,  The Reptiles of China. New York: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35.</P>
<P>摘 要</P>
<P> 闽西北的武夷山是一座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名山。自19世纪下半叶法国传教士谭微道在那里收集到许多动植物新种之后，它就引起了西方生物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有众多的外国博物学者到过那里进行生物学考察和收集。著称的有在华海关任职的英国人拉陶齐，美国生物学者蒲伯和德国博物学家克拉帕里奇。他们都从武夷山的挂墩一带收集过数量众多的动物标本，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陶齐的工作使人注意到这里是鸟类的王国；蒲伯的工作使人发现这里是研究中国乃至亚洲两栖爬行类动物的“钥匙”，而克拉帕里奇的收集则揭开了这里是一个“昆虫”世界的面纱。他们采集的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和昆虫有大量是此前未被科学描述过的新种。后来成为模式标本的有数百种。20世纪前期分别由英国和美国出版的《华东鸟类手册》及《中国的爬行动物》等有影响的著作，都与这一地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为上述原因，武夷山逐渐成为动物研究者的圣地而为世人熟知。</P>

<P>Abstrct</P>
<P>Wuyi(Bohea) Mountain in the northwest Fujian province is a famous mountain for its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mountain led widely interesting in biological world in the West, since last part of nineteenth century French missionary A. David had brought back many new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from the mountain. Since that, many west naturalists went there for biological expedition and collection. English J.D.D. La Touche who worked as a customs officer of China, U.S. biologist C.H. Pope and German J. Krapperich were all remarkable among them. They had all made large zoological collections form Guadun (Kuatun) in Wuyi Mountain. However it is worth to point out the La Touche’s work made the birds kingdom was discovered; while Pope’s work made it as a “key” researched amphibians and reptiles in China even Asia was well known; and Krapperich’s collections reveal it as a kingdom belong to insects. The specimens of birds and reptiles as well as insects collected by them all yielded a lot of new species. There were several hundred animal specimens became type specimen later. The famous writings A Handbook of Birds of Eastern China and The Reptiles of China ext. published in Britain and U.S. in the beginning of twentieth century all presented remarkable connection. Because the reasons, Wuyi Mountain as a zoologist’s paradise became well known generally.</P>
<P>Key words: Wuyi Mountain  the West  biology</P>
<P>
</P>

原生态

怎么这么好，帮我找了武夷山的资料。呵呵！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去挂墩啊，能去就发财了[em02][em02]